20世纪墨学研究史／郑杰文著一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0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 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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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墨学研究的前奏 ·…… 1

第一节 20世纪前的墨学义理研究 1
第二节 2。世纪前的《墨子》整理 10
第三节 清中后期的《墨辩》研究 20
结 语 20世纪前墨学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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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世纪墨学 研究的前奏
1

20世纪的墨学研究，是在前代墨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
讨论20世纪的墨学研究，不能不从前代的墨学研究入手。

第一节 20世纪前的墨学义理研究

墨学的发展，经历了墨学形成和墨学研究两个阶段。战国时期是
墨学的形成阶段，秦汉以降是墨学的研究阶段。

清代中后期以前的墨学研究基本可区分为墨学义理研究和《墨子》
整理两大类，清代中后期除墨学义理研究和《墨子》整理外，还兴起了
《墨辩》研究。

一、清以前的墨学义理研究

对墨学思想的综合研究，应该说在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了。孟子攻
击杨朱学派倡“为我”是“无君”，墨家主“兼爱”是“无父”，“是禽兽
也”①，虽近于谩骂，亦是建立在对杨、墨、儒三家学说要义的对比研究
之上。其他，如《庄子 ·天下》对墨学要旨予以总结和评说、《骄拇》对杨
墨之空议进行讽评；又如《荀子 ·非十二子》反墨家“慢等差”、《王霸》反

（D 孟辆：《孟子 ·滕文公下》，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26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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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家“自为之然后可”、《天论》攻击墨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解
蔽》反墨家“蔽于用而不知文”；复如《韩非子 ·显学》评说儒墨学术流派
及儒墨丧葬说之优劣，等等；皆是建立在对墨家相关学说进行研究的基
础之上。

秦汉之际，孔鳅出于他的儒家立场，针对《墨子 ·非儒》作《洁墨》，
逐一批驳墨家对儒家的攻击，非墨而卫儒，①也基于他对墨学进行研究
并作儒墨学说比较而成。其他，如《淮南子 ·齐俗训》既反对儒家“三年
之丧”，又不赞成墨家“三月之服”：《要略》论墨家之学出于夏政；再如
《史记 ·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谓墨家学说“俭而难遵”、
“尊卑无别”；复如王充《论衡 ·订鬼》、《薄葬》诸篇中反墨家明鬼之说，
等等；也都出于对墨学的研究。更应注意的是《汉书 ·艺文志》对墨家
思想源出的学术总结，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其贵俭、兼爱、尚贤、右
鬼、非命、尚同诸说，均与此有渊源关系，而其流弊，则为尚俭以至“非
礼”，兼爱而“不知别亲疏”，道出墨家学术渊源之一方面。

延至魏晋，有鲁胜者注《墨辩》③，而于其《叙》中谓“墨子著书，作
《辩经》以立名本”，并引诸家形名说与《墨辩》比较．“略解指归”。

《隋书·经籍志分总结墨家之道为“强本节用之术”，“＿仁述尧、舜、夏
禹之行”，其贵俭、兼爱、右鬼、非命均与此有关；谓《周官》之“宗伯”、“肄
师”，即“清庙守”之流职。

唐时，韩愈作《读墨子》，谓“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但
此诸说孔子已先有之，故“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
为孔墨”，儒墨之辩，实“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
然也’，③。

宋代，研究墨学者渐众。北宋欧阳修谓墨家学说“贵俭”，其“强本

① 孔纷：《孔丛子》，卷六，《丛书集成分本．124-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0
② 鲁胜《墨辩注叙》：“《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见《晋书》，卷
九十四，中华书局标点本，2433-24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韩愈：了韩昌黎集v，卷十一，见影印嘉庆十九年本《全唐文》，卷 559,5656^-5657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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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塞用之说，有足取焉’，①。王安石曾作《杨墨辩》，论“墨子之所学者
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 墨子之志虽在于为人，吾 知其不能
也。……墨子者，废人物亲疏之别，而方以天下为己任，是其所欲以利
人者，适所以为天下害也，岂不过甚哉”！②王令在《广陵先生集 ·书墨
子后》中亦认为墨家为“天下之大害者”，其淆乱民众思想与佛老同，故
孟子曾抨击之。程颐接韩愈之论，而谓“杨子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
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
之乐取人善之心，可谓忠恕；然持论不知谨严，故失之”。③南宋朱熹论
日“杨墨皆是邪说。但墨子之说，尤出于矫为，不近人情而难行”。④ 陈
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谓“《墨子））．．·…孟子所谓邪说波行，与杨朱同
科者也”。⑤他们出于推祟儒家的立场，故有如是等论说。

而宋代除欧阳修等所论外，还有赞墨之论。北宋张舜民赞墨家“履
穿袍敝突不墨，辞币与粟甘清贫”，⑥宣扬其清贫、励行精神。晃公武
《郡斋读书记》卷三上对孟子的批评和韩愈的论说，作了客观介绍。

这些感悟式的评说和议论，往往执其一端，显出对墨家思想和社会
作用深人研究不足。

元代始，墨学研究日渐深人。黄震曾就韩愈之说，对墨家学说与
孔、孟儒家论说的相异点作了详细的比勘与评说，最后得出与韩愈相反
的结论：“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用孔子”。⑦这似乎为宋代关
于韩愈“孔墨相为用”说的争论作了结论，站在儒家立场上对儒学的纯

① 《崇文总目·叙 ·墨家》，见《古今图书集成》,440卷，72307页，北京 ·成都，中华书
局 ·巴蜀书社，1985,

② 王安石：《杨墨辩》，见《古今图书集成)),440卷．7231。页，北京 ·成都，中华书局 ·巴
蜀书社，19850

③ 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见《古今图书集成》,440卷，72309页，北京 ·成都，
中华书局 ·巴蜀书社，19850

④ 朱熹：《朱子语类》，见《古今图书集成)),440卷，72309页，北京 ．成都，中华书局 ·巴
蜀书社，19850

⑤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29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⑥ 张舜民：《画漫集》，卷一，《丛书集成》本，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⑦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五，见《古今图书集成》,440卷，72310页，北京 ·成都，中
华书局 ·巴蜀书社，1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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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洁性作了卫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经籍考》中，接续孟子之议，力辟
杨墨之说：“杨朱墨翟之言，未尝不本仁祖义，尚贤尊德。而择之不精，
语之不详，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并论定“不容不深锄而力辩之”。①
这更表现出儒家卫道士的立场。

明人的墨学研究成果，多保存在他们对《墨子》的评点中。或论思
想学说，或评文章篇法。其他尤应注意者，首为宋镰《宋学士全集》卷
二十七《诸子辩》。宋氏将其所见《墨子》篇目，分为三卷，“上卷《亲士》、
《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七篇，号曰‘经’；中卷
《尚贤》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号曰‘论’；共十三篇”。钱曾谓其“未
见完本”②，尹桐阳《墨子新释》更承此分卷法，将《墨子》篇章分为《墨
经》、《墨论》、《杂篇》三部分。宋氏此文，对墨家学说多所肯定，谓“墨
者，强本节用之术也。予尝爱其‘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之
言，又尝爱其‘圣人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非荣耳 目而观愚民’之言，又
尝爱其‘饮食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之言。墨子甚俭者哉！卑宫室，菲饮
食，恶衣服，大禹之薄于自奉者”。并由此比较孔墨之说谓：“孔子亦曰
‘奢则不逊，俭则固’。然则俭，固孔子之所不弃哉。或曰：如子之言，则
翟在所取，而孟子辞而辟之，何也？曰：本二。”这些论说，比韩愈的“孔
墨互用”说更加大胆地肯定了墨家学说。

宋镰此论，再次引起孔墨学说关系、孟子辟墨之用心、韩愈所论正
确与否的争论。

焦兹论墨家学说，曰：“墨氏见天下无非我者，故不自爱而兼爱也。
此与圣人之道‘济’何异？故贾谊、韩愈往往以孔墨并名。然见俭之利
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殊亲疏，此其弊也。”③

陆稳《墨子校序》基本同意韩愈说，谓：“墨子之道，果异于自私自利
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动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之下。其与孔并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12,1741页，影印乾隆戊辰冬十二月重刻本，台北，新兴书
局 ，19660

② 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丛书集成》本，8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0
③ 焦兹：《国史 ·经籍志》，见《古今图书集成》,440卷,72307页，北京 ·成都，中华书
局 ·巴蜀书社，1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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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宜也。孟氏出其后，独取天下之所尊信者辟而绝之，得无防其
流钦？”

《子汇》载周子义《墨子 ·潜庵子志》亦承此论，谓墨家“多称先王，
篙目以忧世，忘身以殉时，诚与自私自利者异撰矣。弟其敢于非圣人以
自是，偏曲之见，而 r以易天下，天下人又靡然从之，此其流弊，必害义
伤教。而孟子辞而辟之，所为严也。昌黎氏云：患生于末学，孔墨必将
为用，盖其恕哉”1

以上诸说，都持执中之言，既肯定了墨家救世之心、自苦之为，又指
出墨学之流弊。然明代亦有抨击墨家或褒扬墨家的激烈之辞，如胡应
麟和李蛰之言。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论曰：“余尝读其《非儒》、《明鬼》、
《公孟》诸篇，所谓嘱授其徒、簧鼓其众者也，一以指摘仲尼为事。
翟者固是尧舜，非柒封，摩顶放踵以为天下，而独甘心置咏于吾圣人，何
哉？盖其意欲与吾儒角立并驱，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统，故肆言以震撼一
世，而冀其从。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驯致儒墨之称，杂然并立
于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谓行伪而坚、言奸而辩者。圣王有作，其无逃
于横议之刑必矣。……唐儒如韩愈者，亦从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言
耳！……宋太史景镰《诸子辩》，持论甚精，《读墨》亦以孔子所不弃，皆
溺于昌黎，弗深考也。”①胡氏分析墨家异于儒者之言，并推测其所出
当因为争一席之地，而标新论、立异说。

李赞出于他的反传统思想，对墨学大加褒扬，谓“天志是为民的规
矩”，“‘就天意说出兼爱教旨”，“兼爱毕竟割舍不得”。又对孟子攻击墨
家之言大加批驳，曰：“我爱人之父，然后人皆爱我之父，何说无父？若
谓使人皆爱我父者乃是无父，则必使人贼我父者乃是有父乎？是何异
禽兽、夷狄人也！”③

这些研究论说，成为后代墨学义理研究的基础。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Y)卷 27, 7 9页．清光绪二 十二年（1896年）广雅书局校
刊本。

② 李赞：《墨子批选》，见《古今图书集成》,440卷，72305页，北京 ·成都．中华书局 ·巴
蜀书社，1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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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的墨学义理研究
清代墨学义理研究，仍接续明人论说来评价儒墨学说优劣。康熙
年间，韩芙《有怀堂文稿》卷二十二有《杨墨》一文，谓“由杨、墨之迹，固
未至于无君父也；由其说而推其害，直可以无君父；孟子固患其祸之无
终也”。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十七则对《墨子》作者、篇卷、墨佛儒三家异
同及《备城门》以下作者等问题，全面论说。其谓“其书中多称‘子墨
子’，则门人之言，非所自著”，定《墨子》出于门人之手。谓宋时《墨子》
仅佚八篇。谓“佛氏之教，其清静取诸老，其慈悲则取诸墨”，墨家“能自
音其身，而时时利济于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于九流，而其书
亦至今不泯耳”。谓“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奥，或不可句
读，与全书为不类”，疑“其徒因采撅其术，附记于末”。此说当对尹桐阳
分此部分为“杂篇”有启发意义。

乾隆时，毕玩综合卢文P、孙星衍校注成果，作成《墨子注》十六卷。
其于《叙》文中，就《墨子》流传及版本、孔墨之争、《墨子》作者、墨子时代
及里籍、注墨方式等加以论述。关于孔墨之争，他基本生发了韩愈所
论。毕沉认为“惟《亲士》、《修身》，及《经上》、《经下》，疑翟 自著”，其他
篇为“门人小子，记录所闻”，“《备城门》诸篇皆古兵家言，有实用焉”。
又认为注古书当古字、古音，以古今字、假借字解之。

毕沉《墨子注》附有孙星衍《后叙》，论墨家学说实出禹夏之教，与
孔、孟之宗固不同；承毕玩《亲士》等四篇为墨翟自作说，又加《经说》两
篇，谓“凡六篇，皆翟 自著”。另有《经说篇跋》，论述“物化”、“绝发不
绝”、“影移”等，已注意到此诸篇中的“坚白同异之辩”及诸术数论说。

毕沉认为墨家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
诸说，“通达经权，不可誉议”②；孙星衍认为墨学“出于夏礼”，孔孟尊周

① 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245册，60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② 毕沉：《墨子注 ·叙》，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话》，附录 13^-16页，石家
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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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两家之争，是“势则然焉”①。在思想禁锢的清中期，这些议论都是
大胆的。

具有反传统儒学色彩的墨学研究者是汪中。据汪中《述学 ·墨子
序》，汪中曾为陆稳叙刻本正误字，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
微》一卷”，可惜都未流传下来。今存者只有这篇序文，使我们可了解汪
中的墨学观点。《序》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之述，先从周之史佚讲起，
追溯墨学源流；继考墨子时代；继讲《墨子》书内容，将其分为“内外二
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为杂篇”。其文之最可注意者，为对墨学的评
价和对孟子非墨的评论，谓墨家学说“救世亦多术”；谓《备城门》以下
'( &敌应变，纤悉周密”，乃“才士”所为；为墨家倡兼爱“欲国家慎其封
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畜产”，与先王所制“聘问吊恤之礼”同义；谓“墨
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谓墨家“述
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
下，如见其心焉”，对墨家大加赞扬。汪中还有一篇《墨子 ·后序》，亦收
入《述学》内。是文就孙星衍之说，阐发墨子之源出，谓墨子学夏之教，
所制学说与禹之行为同，非是“墨子背周而从夏”。②

汪中这些言论，当然引起儒家卫道士的强烈不满。翁方纲《复初斋
文集》卷十五《书墨子》攻击道：“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
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
罪人，又无疑也。”

同时人中“是孟非墨者”还有张惠言，但他从另一角度评论孟子的
非墨之论。他在《书＜墨子经＞后》中说：“墨氏之言修身、亲士，多善言，
其义托之尧、禹。……墨子之言，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
乐、节葬。”而其兼爱之论，“与圣人所以治天下者，复何以异？故凡墨氏
之所以自托于尧、禹者．兼爱也。尊天、明鬼、尚同、节用者，其支流也。
非命、非乐、节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爱之说，故

① 孙星衍：《墨子注 ·后叙》，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话》，附录 16-18页，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0

② 汪中：《墨子序》、《墨子后序》，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话》，附录 20--25
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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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他说之悖于理，不安于心者，皆从而则之，不以为疑。孟子不攻其流
而攻其本，不诛其说而诛其心，被之 以无父之罪，而其说 始无 以
自立。”①

嘉庆、道光年间的墨学研究者们，亦继续争论兼爱等墨学论说的是
非问题。黄式三《做居集》卷四《读毕校墨子》曰：“《汉书 ·艺文志》于墨
者取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谓此其所长。唐韩子《读墨子》
取尚同、兼爱、尚贤、明鬼，而谓孔墨必相为用。宋姜氏弥明作《广原
道》，言周衰，兼爱之道微，为我之道胜。兼爱之篇，前人有取之者。而
汪容甫为毕氏校是书，遂谓孟子之斥兼爱为墨子之受诬，则不可也。夫
墨氏以泛爱兼利为急而短其父母之丧，亲亲仁民不分次而亲亲之道不
厚，以尚俭节用为务而薄其父母之葬，爱物亲亲不分次而亲亲之道尤
薄，爱无差等，固墨家之说之谬。”②对墨家学说仍持批评态度。

俞正燮则不然。他在《癸巳存稿》卷十二《墨子兼爱》一文中批评孟
子“谓兼爱即无父，是险谊也。学者恶墨以墨绳自矫，不便私欲，为遁辞
以避之，谓圣人有差等。案墨书言兼爱，本之天，与王者天道王政岂有
差等者？《艺文志》云：蔽者为之，推兼爱之义，而不知别亲疏。非墨子
之所谓兼爱也”。为墨家兼爱说辩护。另外，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
《墨学论》还讨论过墨家源出，谓墨家是宋国君臣授受之学，源本于
夏禹。

俞褪则以新的视角，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论说墨学价值，评论墨
孟之争。谓“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
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
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肯定了墨家
的救世价值；又谓“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表明了自
己对“儒墨之争”的态度；复谓“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
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械之权舆乎”③，与时儒

① 张惠言：《茗柯文编 ·初编》，四部丛刊影印同治八年评点本，19页。
② 清光绪十四年刊《做居遗书》本。
③ 俞榔：《墨子序》，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话N,l-z页，石家庄，河北人民
出版社 ，1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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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鼓吹“西术东源”说。

一如《墨子间话》是清代墨学整理的总结之作，孙治让的墨学研究，
亦堪称清人墨学研究的总结。他在《墨子间话序》中讨论了《墨子》前
三十篇、经及说诸篇、《备城门》以下十余篇的作者，提出《修身》、《亲
士》、《当染》乃“后人以儒言缘饰之，非其本书也”；讨论了墨家学说的救
世价值，谓墨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他
在《墨子间话 ·附录》中，辑录了历代书目对《墨子》的著录，和他所能收
集到的注墨解墨著述的序言，以及在毕玩所辑基础上的佚文辑录。在
《墨子间沽 ·墨子后语》中，就墨翟生平与活动、墨学传授及墨家诸子、
先秦两汉人论墨辟墨言论等，进行全面辑考与研究。这些，不但从资料
方面为后人的墨学研究提供了方便，还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
的观点主张。

孙治让在《墨子传略》中，总结墨翟“生于鲁而仕宋。其平生足迹所
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郑，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
果”。赞墨子“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而质实亦过
之；彼韩、吕、苏、张辈，复安足算哉”！并结合文献，考墨子里籍为鲁，生
于周定王时，在孔子后，曾学于史角后人。又梳理先秦两汉书涉其行事
者，时加按语考辨，作成《墨子年表》。又钩稽古书古注之载，作成《墨子
传授考》，考证墨子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三人，不详系次者十四人，杂
家四人①。

孙氏又辑先秦两汉旧籍所记墨子言论行事，作《墨子绪闻》；又辑
“七国以还于汉，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韩子《读墨子》之
篇”，条理为《墨学通论》，并在序言中论曰“今观墨之非儒，固多诬妄，其
于孔子，亦何伤于日月？而墨氏兼爱，固谆谆以孝慈为本，其书具在，可
以勘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无父之科，则亦少过矣！……缀文之士，
习闻儒言，而莫之究察，其于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于今。学者……习
斥杨墨为异端，而未有读其书、深究其本者，是暖妹之说也”；又考列诸

① 孙治让：《墨子传略》，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话 ·墨子后语上》.1一37
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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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所载墨家诸子书目，并辑佚文，作成《墨家诸子钩沉》①。

孙治让从墨子生平、墨家弟子及学派、墨家学派诸书及时人论墨、
后人评墨等角度，为墨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并发表自己相应的看
法，可谓清及其前墨学研究的大总结。

第二节 20世纪前的《墨子》整理

墨翟死后，墨离为三，各自著述。西汉刘向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墨
子》71篇（《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五卷、目一卷。
据王应麟《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宋时尚存《墨子》63篇。后又亡10
篇，《道藏》本《墨子》仅存 53篇，遂流传至今。

一、清以前的《墨子》整理
刘向之后最早整理《墨子》篇章的是晋人鲁胜，《晋书 ·鲁胜传》载
其曾“注《墨辩》”，并云“‘《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只
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仅有其《墨辩注叙》存于本传中。据高似孙《子略》，
南朝梁人庚仲容曾撮录《子钞》，其中有《墨子钞》，惜亦久佚。据郑樵
《通志》，乐壹亦曾有《墨子注》三卷，严灵峰《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
墨子》疑其即“宋《中兴馆阁书目》所称三卷十三篇本”，如今也都己亡佚
了。唐贞观年间，魏征抄成《群书治要》，中有《墨子治要》，后在中国失
传，今存日本镰仓时代文水、建治年间（1264-1278年）写本，天明七年
(1787年）尾张藩校刊本，日本昭和十六年（1941年）排印本；又有马总
《意林》中有《墨子要语》一卷，今有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本，清道
光间刊《指海》本。元人陶宗仪《说郭》中有《墨子节抄》，今有明弘治九
年抄本，1927年上海涵芬楼据张宗祥重编《说郭》排印本，1963年台湾
新兴书局影印涵芬楼本。1975年台湾成文出版社严灵峰辑《无求备斋
墨子集成》影印本（以下简称“《墨子集成》本”）。

① 以上皆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沽 ·墨子后语下》,38-73页，石家庄，河
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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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商品意识渐浓，刻书业随之大兴。自正统间张宇初所编《道
藏》之《墨子》，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刊金堡、范方等评点《墨子》，明
代276年间，见于载录之墨学刊、校、注、研著作，计28种。其中节评本
10余种，汇集诸家评语，反映了明人研究《墨子》的重要成果，最可引人
注意。如焦坊等《墨子品汇释评》①，收陈后山、袁了凡、何孟春、张之
象、申时行、林希凡等家评语；又如明天启五年《诸子汇函》刊有归有光
等《墨子评点》，收陈明卿、何椒丘、黄旨玄、胡可泉、杨南峰诸家说。明
人的墨学著作整理和研究为清人的墨学整理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清前期的《墨子》整理
清人的墨学整理和研究是接续明人的墨学整理和研究而来的，可
分为清初低沉期、乾嘉复兴期 、清末高潮期。

清顺治元年（1644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是清代墨学研究的
低沉期。此间 92年，仅出现如下三种墨学整理著作。

（一）马啸《墨翟之言》，在康熙九年（1670年）刊《绎史》中，后有清
同治七年（1868年）姑苏亦西斋刊本、光绪十五年（1889年）金匾浦氏重
修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书库》印本等，又
被收人严灵峰辑的《墨子集成》。其书节录《墨子》中的《亲士》、《尚贤》、
《尚同》、《辞过》、《兼爱》、《三辩》、《非乐》、《节葬》、《天志》、《公输》、《非
攻》、《非儒》、《大取》、《小取》、《鲁问》、《耕柱》、《贵义》、《公孟》诸篇文
字，并取《战国策》、《说苑》、《庄子》、《淮南子》、《吕氏春秋》、《韩非子》、
《论衡》诸相似论述以为比照。后取《吕氏春秋》、《胡非子》、《随巢子》、
《缠子》等文以为附注。它是清代关注《墨子》的最早著述。

（二）傅山《墨子大取篇释》，在《霜红完集》卷三十五中，有清宣统
三年（1911年）山阳丁宝锉太原节署刊本，后收人《墨子集成》。它节取
《墨子》之《大取》篇文句，顺文注释。是清代注《墨》第一家。

（三）陈梦雷、蒋廷锡等《墨子汇考》，在《古今图书集成 ·理学汇
编 ·经籍典》中，有清雍正六年（1728年）铜活字排印本、清光绪十九年

① 有明万历四十四年晋江李廷机刊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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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上海同文书局印本、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影
印铜活字本等。它辑录了周人至明洪迈之著述中载录的《墨子》目录、
序跋、评论等，为后人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

清前期 90余年间，墨学整理著述仅出现三种，墨学研究又进人了
低沉期。这首先与此时期的民族文化冲突有关。清人人关，占领北方、
打下江南之后，先实行“圈地”、“编庄”、“投充”等政策，加剧了与汉人的
矛盾。尔后虽两度实行笼络汉民、收买知识士子的政策，却又损伤了人
关的满人的利益，故屡行屡废。两种民族文化的关系短时间内难以理
顺 ，执政者无暇顾及当时还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墨家文化的振兴，这是此
期墨学低沉的原因之一。

顺治皇帝虽看到关外旧有满人文化的落后性，决意改革，但他推行
的主要还是明朝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地位的旧有政策。康熙皇帝执政
后继续推行顺治帝“复明旧制”的政策，力主实行的也是传统的属于儒
家文化系统的一贯政策。这是此期墨学低沉的原因之二。

清人人关前，儒家思想已在中国推行了1700余年，不但贯彻到历
代王朝的统治政策中，而且日益渗人到中华大众的举止言行乃至思维
方式中。推儒术，兴科举，确实是当时笼络民心、牢笼知识士子的有效
措施。此时期的执政者只有选择这为大众所习惯接受的、为当时的社
会精英— 知识士子所欢迎的儒家文化，才有利于 自己的统治。而清
初执政者正是这样做了。这是此期墨学低沉的原因之三。

执政最长、奠定清代主要文化政策的康熙皇帝幼习儒学，接受的是
儒家文化，他对其他文化学说尚不甚熟悉，缺乏精深的研究和理解，因
而未能关注到墨家文化。这是此期墨学低沉的原因之四。

此时期的知识士子分化为两类，一为依附清廷自寻出路者，他们惟
清廷政策是瞻，自然不敢超越皇家所好，弃儒习墨；一为拥护南明反清
复国者，他们自然要沿袭明代的主导文化，继续推行儒家文化。知识群
体中缺乏推倡墨家文化者，这是此期墨学低沉的原因之五。

此一文化现象的改变，墨学的复兴，有待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
和国家政策的改革，以及知识士子文化心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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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中期的《墨子》整理
乾隆、嘉庆两朝（1736-1820年）是清代墨学著作整理的复兴期。
此 85年间，墨学刊本、校注本、札记等出现了13种。

清中期墨学著作整理出现了刊本、校注本 9种：纪峋等四库抄本
《墨子》，汪中《校陆稳刻本墨子》及《墨子表微》，毕玩《墨子注》，张惠言
《墨子经说解》，顾广沂《校道藏本墨子》，丁杰、许宗彦《墨子经说校本》，
许宗彦《许校墨子》，黄王烈《校墨子》。其中较受后人关注者有 以下
几种 。

汪中《校陆稳刻本墨子｝)) 5 3篇，据《述学 ·内篇》所存汪氏《墨子
序》，当作于乾隆四十五年（178。年）。汪《序》日“明陆稳所叙刻，视他
本为完”，故以其为基础校刻《墨子》；又曰“其书多误字，文意晦昧不可
读”，故“以意粗为是正”。查明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芝城铜活字蓝
印本陆稳《墨子校》十五卷，曾藏于聊城杨氏海源阁，后归姑苏潘博山。
明人校书多粗疏，汪中自言多正其“误字”，当非虚言，惜乎汪书没有流
传下来。然据汪中《墨子序》，他还曾“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
微》一卷”。据此可见他对《墨子》文句、义理都曾下过一番功夫。那么
他所校《墨子》，当有许多可采之处。

毕玩《墨子注》十六卷，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经训堂
丛书》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子书百家》本、民国
八年（1919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百子全书》本及日本天保六年松
本氏重刊本等十数种，流传较广 。其书篇幅较大，首列毕抚《墨子
叙》、《墨子篇目考》；中为毕注《墨子卷之一》至《墨子卷之十五》，卷
十五后为《墨子佚文》二十一条；最后是《墨子 目卷之十六》，并附按语
列述《墨子》流传聚散过程，又附孙星衍《墨子后叙》。它以《道藏》本
为底本，参校以潜庵子《墨子》节选本、郎兆玉《墨子评》堂策槛本等明
人校注研究成果，成为明清间《墨子》校注的承前启后之作 ，此为其注
《墨》功劳之一。发现《经上》、《经下》篇读法，即梁启超在《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中所说的毕沉“据
《经上》篇有‘读书旁行’一语，于篇末别为《新考定经上篇》，分为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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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行横列。最初发现此《经》旧本写法，不能不算毕氏功劳”。这是毕
氏注《墨》功劳之二。

张惠言《墨子经说解》二卷，先有手稿本流传 ，后有清光绪三十三
年（1907年）上海国粹学报馆石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年）邓宝辑
《风雨楼秘籍留真》影印本、清宣统元年国学保存会影印本、严灵峰
《墨子集成》本等。它专释《墨子》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
下》四篇。将《经说》文字附于《经》文旁；注用单行小字，颇多精意。
孙治让《墨子间话 ·总 目 ·附记》曾说：“此书最难读者，莫如《经》、
《经说》四篇。余前以未见皋文先生（即张惠言— 引者注）《经说解》
为憾。”后得此书，“惊喜累日。余前补定《经下》篇句读，颇自矜为创
获，不意张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谈名理。……固有精论，足补正
余书之m误者”。

其余校注诸书，亦各有特点。它们成为此时期墨学复兴的重要
标志。

此时期还有读《墨子》札记 2种：王绍兰《读墨子杂记》、朱亦栋《墨
子书札记》。

王绍兰《读墨子杂记》，在其《读书杂记》中。王氏《读书杂记》先刊
在罗振玉编《雪堂丛刻》内，有民国四年（1915年）排印本，后有上海书
店 1994年《丛书集成续编》本等。该篇节录《墨子》“窥戎”、“晋文染于
舅犯、高堰”、“其类在誉石”、“吾当未盐数天下之良书”、“穗羊”、“芋
钮”、“其类在院下之鼠”、“故所得而后也”等八条，加以校正考释。或补
毕玩注《墨》之缺，如解“窥戎”为“观兵”；或正毕注之失，如“吾当未盐数
天下之良书”句，毕谓“盐当尽字之讹”，王绍兰依郑玄《郊特牲注》而谓
之曰“此盐亦当读为艳”；或据方言以释，如“捻羊”，以吴语“到”解之，谓
“刑羊，，。

朱亦栋《墨子书札记》，在其《群书札记》内，有清光绪四年（1878
年）武林竹简斋刊本，后有《墨子集成》本。该篇节录《墨子》“高堰”、
“聆击”、“揍揍而至”、“芋钮”、“翁”、“坛失社被”、“圃田”、“敬”、“三
亭”、“央”等十条，加以校释。或补毕玩校注之缺，如考“高堰”为“郭
堰”，又如解“央”为“肉”字；或正毕注之失，如谓“聆击”之“击”“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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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解”，是乐器；谓“揍揍而至”之“凑”当解为“聚”，而不作毕注
之“臻”。

另外，此时期还出现了姚文田的《墨子古韵》和江有浩的《墨子韵
读》这两种《墨子》音韵研究著作，标列《墨子》韵文的韵部。如江有浩的
《墨子韵读))，节录《亲士》、《七患》、《尚贤上》、《尚贤中》、《非攻中》、《非
乐上》、《耕柱》、《杂守》及《墨子佚文》诸有韵文句、段落，标明句末字在
何部。

这诸多札记及韵文研究著作，标志着此时期部分文人研读《墨子》
的细密，它们为后人的《墨子》校注和研究奠定了某些基础。

清中期85年间，墨学整理著作即出现 13种，数量大增；毕玩通注
《墨子》，成为现存的第一个《墨子》全注本；张惠言校注《墨经》，使孙治
让为之赞叹。①这些，都证明着墨学研究出现了战国之后两千年来的
第一个兴盛局面。

此期墨学研究的兴盛，主要在于《墨子》文本的整理，它与整个乾嘉
时期以校注、考据为代表的学术繁荣是相一致的。乾嘉考据学派，无论
是惠栋、沈彤、江声、钱大听、王鸣盛等的吴派，还是戴震、段玉裁、王念
孙、王引之等的皖派，在注经、考据诸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这种畸形的学术繁荣，主要与清代的学术政策有关。清人人主中原，为
巩固统治，对汉人特别是汉族知识士子实行软硬两手政策：或以科举牢
笼，或以文字狱恫吓。而后者尤为酷烈，从而使得知识士子相率钻于故
纸堆中，而考据训话之小学，遂风靡于一世。动辄犯禁杀头的威胁，使
此时期的知识士子们专心古学，不问现实，遂使经典整理之学大兴。
《墨子沙也渐成士子们关注的对象。

关注文字校理，疏于义理致用研究，是此时期墨学研究的不足，也
是整个乾嘉学术的缺陷。这主要与知识士子的时代心态紧密相关。清
初顺治、康熙年间，南明政权尚残存，以民族气节相标榜的知识士子们
尚有一线希望，他们试图利用自己的学问为时代作出贡献，因而出现过

① 孙治让：《墨子间话 ·总目·附记》，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话r/,1一2页，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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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经世致用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经学大师。但随着康熙剿灭
南明而巩固政权、雍正健全典制以加强统治等新形势的出现，在清代文
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乾嘉士子，不但远没有明代遗少们的抗清情绪，甚
至转而附清拥清，承认大清为天下正统，因而心安理得地钻在学问中，
充当社会机制运转的一颗螺丝钉。此一时期墨学校注、札记乃至音韵
研究成绩斐然，而义理、实用研究不昌，此乃重要原因。

四、清后期的《墨子》整理
道光元年（1821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是清代墨学研究的高潮
期。此 91年间，产生了墨学整理、研究著作 44种：洪颐煊《读墨子丛
录》、王念孙《墨子杂志》、俞正燮《墨学论》及《墨子四则》、杨绍和《校旧
钞本墨子》、魏源《墨子章句》、戴望《墨子》及《墨子校记》、苏时学《墨子
刊误》、邓云昭《墨经正文解义》、邹伯奇《学计一得））（部分）、俞抛(!墨子
平议》、张文虎《墨子随笔》、陈澄《墨子读书记））（在《东塾读书记》中）、谭
献《校墨子》及《批校墨子》、王树榕《墨子爵注补正》、吴汝纶《考定墨子
经下篇》、陶鸿庆《读墨子札记》、张自牧《派海论））（部分）及《蠢测危言》
（部分）、孙治让《墨子间话》、杨葆彝《墨子经说校注》、李宝洼《墨子文
粹》、王11%运《墨子注》、曹耀湘《墨子笺》、沈湛钧《墨子经说校正集解》、
吴汝纶《点勘墨子读本》、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王景曦《墨商》、胡兆莺
《墨子尚书古义》、冯涵初《光学述墨》、殷家隽《格木补笺））（部分）、郑文
悼《墨经古微》和《辑注王M运墨子经说上下篇注》及《批校张皋文墨子
经说解》、孙国仁《墨子引书说》、刘师培《墨子拾补》、于曾《墨子校书》、
王仁俊《格古致微））（部分）和《墨子经说疏》及《墨子佚文》、张子高《墨经
注》、栗调甫《名经注》。

以下我们将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稿的李宝洼《墨子文粹》
以上的墨学整理著作，放在此处讨论；而将1904年刊行的王阎运《墨子
注》以下的墨学整理著作，放在下章讨论。

道光元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墨学整理著作中，有许多引
人注目的札记。其中成绩最著者有以下几种。

洪颐煊《墨子丛录》，在其《读书丛录》内，有清道光二年（18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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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斋刊《读书丛录》本，清光绪间重刊富文斋《读书丛录》本，后有《墨
子集成》本。该篇列《墨子缺篇》、《墨子在七十子后》至“僳”共三十五
条，或为研究心得，如前两条；或校《墨子》文字．如“敌国”条．谓《七患》
之“边国”乃“适国”之误，即’‘敌国”，古“敌”字多作“适”；或以方言释词，
如‘’连独”条，谓《兼爱中》“连独无兄弟”之“连独”乃《尔雅》郭璞注所引
江东语“幼独”；或正毕注之失，如“振子”条，《非攻下》“譬若传子之为
马”，毕日“传子言传舍之人”，而洪氏引《方言》，以“振，养马人”解之。
诸如此类，创获良多。

王念孙《墨子杂志》，在其《读书杂志》中，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研
读《墨子》的成果记录，有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读书杂志》原刊本，
清同治九年（1870年）金陵书局重刊《读书杂志》本，民国十二年（1923
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读书杂志》本等近 10种，及《墨子集成》本等，流
传较广。该著首列道光十二年王念孙《墨子序》，次《亲士》至《杂守》诸
篇校注、辨正札记共433条，后附错简校正6条。其篇以《道藏》本《墨
子》为底本。将卢文M、孙星衍、毕玩三家《墨子》校注之“所未及，及所校
尚有未当者，复加考正”。或正前注之失，如《亲士》之“正天下”，毕注为
“征天下”，而王考“正”当作“长”；又如《修身》之“本不固者未必几”，毕
注’‘几”为“微”，而王曰不确，当为“危”。或补毕注之缺，如《非攻下》“天
下序其德”，注“序．顺也”；又如《非攻下》“王兄自纵也”，注“兄与况同。
况，益也”。或校正文字，如《辞过》之“故法令不急而行”，王曰“故字涉
下故字而衍’‘：又如《尚贤上》“古者王公大人”，王曰“古者，当依《群经治
要》作今者”。或补脱简，如谓《尚贤下》‘旧 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
无”以下“旧本脱‘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八字”；又如谓此篇“若此则饥者
不”以下“旧本脱‘得食’以下十二字”。其校补文字，除引他本外，还引
丛书、旧注所录《墨子》原文为证，故所获良多；其注释辨正，多引字书及
他书文句为证，表现了审慎态度。诚如王树裤《墨子Pf注补正 ·序》所
言：“乾隆癸卯毕彝山玩始集卢、孙校本重加订正，作校注十五卷；道光
中高邮王氏念孙补校六卷；自两家书出，而是书之症结大半可通。”其于
墨学研究之功，此可谓的论。

俞械《墨子平议》三卷，在其《诸子平议》中，有清同治九年（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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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诸子平议》本、清光绪七年（1881年）重定刊本、清光绪十五年
(1889年）刊《俞氏丛书》本、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春在堂丛书》
本、民国十一年（1922年）双流李氏念幼堂刊本等近 20种。该著逐篇
摘引《墨子》文句（各篇首句下标出篇名），或补充辨正毕沉、王念孙之
说，如解《亲士》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洛格，焉可以长生保国”句；
或引证先秦汉魏古籍文句，以诊释字义词义句义等，如解《所染》之“晋
文染于舅犯、高堰”句；或以己意校订文字，如谓《三辩》之“无乃非有血
气者不能至邪”之“非”字为衍文。该书创获颇多。但其所见他家校注
不广，是其缺陷。

王树榕《墨子斜注补正》二卷，有光绪丁亥（1887年）文莫室刊
本，《墨子集成》本等。首为作者光绪丁亥年序。次上下卷，摘引《墨
子》文句，次行低一格作注；并将吴汝纶为其刊正数十条，用双行小字
附于《补正》之后；还将吴汝纶《考订墨子经下篇》正文附于《经说》后。
最后附其丁亥三月跋。其《序》称赞毕玩、王念孙校注之功，而对其
“间有考定未审及误文漏义、遗诸 目前者”，“复合二书，详加审订”。
其补毕、王二家之缺者，用“补曰”标出；其正二家之失者，用“正日”标
出；文中称“万历本”者，乃《子汇》本；称“焦兹本”者，乃《二十九子品
汇释评》本。

此时期诸多《墨子》读书札记的出现，为《墨子》校注工作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而此一时期的《墨子》校注之作，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其中最受后人重视者有以下几种。

孙治让《墨子间话》十五卷，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苏州毛
上珍聚珍木活字本、光绪丁未（1907年）定本重刊本、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世界书局刊《诸子集成》本 ，以及《墨子集成》本等。定本
首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俞抛序、孙治让自序、《墨子间话总
目》及孙治让附记、毕玩和洪颐煊关于《墨子》目录的考说 ；次《墨子
间沽》十五卷；后有《墨子附录》一卷，包括《墨子篇 目考》、《墨子佚
文）｝（在毕沉所辑基础上增六条）、《墨子旧叙》（收鲁胜《墨辩注叙》、
毕沉《墨子注叙》、孙星衍《墨子注后叙》及《经说篇跋》、汪中《墨子
序》及《墨子后序》、王念孙《墨子杂志叙》、武亿《跋墨子》、张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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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墨子经说解后》），又有《墨子后语》上下篇（包括《墨子传略》、
《墨子年表》、《墨学传授考》、《墨子绪闻》、《墨学通论》、《墨家诸子
钩沉）））。其校以毕沉本为底本，又吸收了明人吴宽、清人王念孙、
王引之、顾千里、苏时学、洪颐煊、钱大听、黄绍箕、阎若球 、惠栋、江
声、王绍兰、陈乔极、孔广森、吴玉措、俞械、戴望等人 的研究、校注
成果；且初版后又得张惠言《墨子经说解》、杨葆彝《墨子经说校注》
二书以补正，始成定本；因之，《墨子间话》包容 了清代《墨子》校注
乃至札记式研究的主要成果，仅有如王树榕《墨子粼注补正》等少
数成果未收人其中。书中前序、后附录及后语等，还收罗 了清代以
前人的研究成果，因之又可以说《墨子间话》也是其前两千年墨学
研究的总结。并且 ，其书十五卷中，增加了作者大量的注语和校
语 ，是毕玩注语 、校语的十数倍。诚如清人王景曦《墨商跋》所论：
“盖其兴废举绝 ，与晋鲁胜同功。而精博则不音倍徒。其表彰孤学
之心不可谓不盛矣！”

综观此时期产生的《墨子》整理著作，成就巨大，甚至超过了乾嘉时
代。其中原因，首先与墨学研究的积累有关。乾隆年间，毕玩开清人注
墨之先；其后，有众多学者从校勘、注释、音韵等方面对《墨子》下过诸多
功夫，出现了诸多读书札记和校注之作；并对《墨子》中最为杂乱、深奥
的《墨经》四篇进行了整理、研究；从而使清末学者可以站在前人“肩膀”
上继续努力，即如孙治让在《墨子间话 ·附记》中所言：“余生诸贤之后，
得据彼成说，以推其未竟之绪。”

其次，当与此时期某些学者的学术爱好有关。以孙治让为例，其为
清末文献学大家，他在研读校理古书方面下过相当大功夫。而除《周
礼》外（孙氏有《周礼正义》八十六卷），他用精力最多的便是《墨子》。特
别是对《墨经》四篇及《备城门》以下诸篇，他 自言“研核有年，用思略
尽”，．‘覃思十年，略通其谊”。① 十数年心血的浇灌，始成这一部《墨子
间话 》。

① 孙治让：《墨子间沽 ·自序》，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话??,3-6页，石家
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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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清代的《墨子》校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四《清代学
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曾总结说：“大抵毕（即毕沉— 引者注）注仅据
善本Lt正，略释古训；苏氏（即苏时学— 引者注）始大胆刊正错简；仲
容（即孙治让— 引者注）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
作。然非承卢（即卢文招— 引者注）、毕、孙（即孙星衍— 引者注）、
王（即王念孙— 一引者注）、苏、俞（即俞抛— 引者注）之后，恐亦未易
得此也。仲容于《修身》、《亲士》、《当染》诸篇，能辨其伪（见孙治让《墨
子序》— 引者注），则眼光远出诸家主上了。其《附录》及《后语》，考订
流别，精密阂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有。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
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
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其概括可谓精当，其评说可
谓公允。

第三节 清中后期的《X辩》研究

清代中后期墨学研究之最可注目者，是《墨辩》①研究的兴起，特别
是墨家科技论说的重新发掘，和墨家科技理论价值被逐步认识。

墨子及其弟子皆出身于工匠，并曾致力于军事守御器械研究与制
作，②在实践中总结、发展了先秦工匠的制作技艺及科技理论，并将其
总结在《经上》、《经下》二篇中。后学又在实践中丰富了这些论说，作成
《经说》二篇。惜乎其后罢黝百家，儒学独尊。汉至清中叶除晋之鲁胜
从事过此等诸篇整理外，千余年间再无人问津。而至清中后期，则陡然
出现诸多整理《墨经》之作，如毕沉《墨子注》对此《墨经》四篇费力爬梳，
张惠言更倾力疏释，此外尚有多人致力于此。此种墨学研究新现象的
出现，首先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及文人心态密切相关。

① 在墨学研究史上，《墨经》、《墨辩》、“墨辩”的使用含义混乱，今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说，以《墨经》指《墨子》中《经》上下、《经说》上下 4篇，以《墨辩》指此 4篇加《大取》、《小取》
共 6篇。另外，以“墨辩”指以《墨辩))6篇为载体的墨家辩学。

② 详《墨子 ·公输》，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沽)),292-296页，石家庄，河
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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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中后期的社会状况
清乾隆盛世后，内政腐败，外侮人侵。鸦片输入，使白银大量外流，
国库空虚；而朝廷内外，官吏贪赃，贿赂公行，大学士和坤贪污银子
四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八年的财政收人。这双重灾难的最终承受者
都是广大百姓。于是，义和团、白莲教等起义蜂起。历来以“担道义”为
己任的知识士子，忧心如焚，寻谋救治良策。于是，士子议政之风复起。
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上《严塞漏危以培国本疏》，要求禁绝鸦
片，矛头直指外侮；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陈庆墉上《申明刑赏疏》，
弹动琦善、奕经、文蔚三重臣，矛头对准腐败。一时，政风突变，改革朝
政呼声高涨。

政治风气变革，与文化学术领域风气的变化相表里。儒家“文以载
道”的文化主张，中国长久的“以文选官”的用人制度等，造成了政治与
学术的密不可分。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家借解经发挥自己的社会思想，
指导汉代政治运作。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重新鼓吹经
世致用的经学方法，强调经学研究必须同社会治理、国计 民生密切
结合。

18世纪后期，朝政腐败端倪初见，寻求改革的士大夫再次试图从
今文经学思想方法中寻求出路。武进（今常州）人庄存与（1719-1788
年）倡导以经术补益于时务，研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曲阜人孔广森
(1752-1786年）先从戴震习古文经，后从庄存与习今文经，成《公羊春
秋经传通义》。继而，庄存与的外甥刘逢禄（1776-1829年）专研公羊
学，写成《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话笺》等，发掘微言大义，
鼓吹“大一统”、“张三世”等公羊旧说，倡导由“新王”来制止混乱局面，
与宋翔凤等形成了今文经学中的常州学派。他们是道咸以降改革、变
法的探路人。

其后，清今文经学中出现了龚自珍、魏源两大家。龚自珍（1792-
1841年），浙江仁和（今杭州）人。29岁时与魏源同拜刘逢禄为师，习今
文经学。用公羊学义讥讽时政，改革弊端；同林则徐、魏源、黄滋爵激烈
呼吁禁烟。又承公羊学“善变”之精义，用以倡导变革时政。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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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曾任内阁中书，与龚自珍、林则徐等人
讥议时政。后在两江总督陶澎、江苏巡抚林则徐幕下，参与实政，并曾
参与过浙东抗英实战。又受林则徐之托，在其《四洲志》基础上，参考中
外著述，编成《海国图志）))60卷，后扩充为 100卷。书中详细介绍了世
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特别是西方的舰
船、火炮、水雷、地雷、望远镜等军事装备。并在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
夷”主张基础上，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进一步提出使“西洋之长技，尽
成中国之长技”主张，明确肯定学习西方科技并转化为传统技巧的
做法。

今文经学家“经世致用”说的兴盛，推动着以“救世”为己任的知识
士子们，把寻求治世方略的目光投向儒家经典以外的其他诸子之说。
于是，在魏源前后，出现了诸多读《墨子》的札记和校理《墨子》的著作。
如翁方纲的《墨子校记》、朱亦栋的《墨子书札记》、洪颐煊的《读墨子丛
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中的《墨子杂志》、俞正燮的《墨学论》及《墨子四
则》、姚文田的《墨子古韵》、杨绍和的《校旧抄本墨子》、戴望的《墨子》及
《墨子校记》、苏时学的《墨子刊误》等。而据《湖南通志 ·艺文志》，魏源
亦作有《墨子章句》。

然而，此时的墨学研究，仅限于文本的整理和文意的解析。思想研
究、科技定义的发掘，主要发生在“西学东渐”风大行之后。

林则徐、魏源等在实政、实战中总结的“师夷长技”主张，遭到向以
“天朝”自居的清廷拒绝。直至 19世纪 60年代，被八国联军进北京打
怕了的清廷，才接受曾国藩等“师夷智以造炮制舰”的建议。自此，“洋
务运动”开始，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
军工企业设立，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民用企业兴办，西方近代交
通、通讯设施引人；继而，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上海广学会等译出
一批西方科技理论书籍。西方近代科技理论大量传人中国，成为“西学
东渐”的第一阶段— 科技传人阶段。

今文经学昌盛所引发的墨学研究，此时期出现了新的倾向，即发掘
《墨辩》中的逻辑、科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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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中后期的《墨辩》研究成果
对《墨子》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的独立研究，始自
晋人鲁胜。今《晋书 ·隐逸传》存其《墨辩注叙》，《叙》中说：“墨子著书，
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自
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
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
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网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
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侯君子。”由此叙可见，鲁胜研究《墨经》，仅限于
其名辩，似未从科技角度研究。

毕玩《墨子注》中的《墨经》注，亦长于注解名辩词句，而拙于注解科
技词句，如以“间谍”解《经上》“间”字，以“不移其所”解《经上》“守”字
（据孙治让校，当作“宇”字）等。均误。不过，对某些生活中习用的科技
定义，毕玩也能解得要旨，如对“圆，一中同长也”、“倍，为二也”、“有间，
中也”的解说。

张惠言《墨子经说解》，是清代最早专注《墨经》的著作，为士林所
重，孙治让得之，自言“惊喜累日”①。他对《墨经》科技词句的解说，不
像毕玩那样做感悟式的陈说．而能结合我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科技成就
确切论说。如以“日中则景（影）正表南”解‘旧 中，正南也”，以“立一为
中．量之四面同长，则圆矣”解“圆，一中Fill长也”，以“形以力奋”解“力，
刑之所奋也”等，均得的要。

毕沉《墨子注》、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均作于乾隆年间，能取得如此
成就，已属难能可贵。但获的解之《墨经》科技文句毕竟不多。

在“洋务运动”推动下，在“西学东渐”时风中，具有进步思想的士子
们掀起了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热潮，于是出现了多家以西方近代科技
理论解《墨经》的著作。如邓云昭的《墨经正文解义》、邹伯奇的《学计一
得》、陈遭《东塾读书记》中的《墨子读书记》、杨葆彝的《墨子经说校注》，

① 孙治让：《墨子间话 ·总目 ·附记》，见影印世界书局本孙治让：《墨子间沾;r,2页，石
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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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孙治让的《墨子间话》等。

邹伯奇为较早用西方近代科技解释《墨经》者，他在《学计一得》中
有关于《墨经》中的“圆界距心皆等”、“表度说测景之理”、“重法”（力
学）、“视学，，（光学）等论．曾被孙治让采人《墨子间话》中，如《经上》“圆，
一中同长也”，《间话诊引“邹伯奇云：即《几何》言‘1面惟一心．圆界距心
皆等夕之意”。陈澄《东塾读书记 ·墨子》中，亦引邹伯奇以算学、光学解
《墨经》语。更为可喜的是，邹伯奇还结合墨家科技论说，做一些实验。
如他曾做过小孔成像实验，并得出“孔束愈小，则景界愈清”的结论，发
展了墨家光学论说。他还用凸透镜制造过望远镜，制造出我国最早的
照相机（1844年），其摄制的底片20世纪 60年代曾被发现过。①

陈澄《东塾读书记》之《墨子读书记》部分，对《墨经》注释，往往引科
技学说。如《经上》“平，同高也”引《海岛算经》、《几何原本》③解之，如
《经上》“同长，以正相尽也”、“中，同长也”、“厚，有所大也”等，俱引《几
何原本》解之。又如解《经上》“直，参也”，谓“此即《海岛算经》所谓后表
与前表参相直也”等，皆得的要。然亦有误解者，如《经上》+纳，间虚
也”，沪本字当为护（王引之语），为柱上方木，而陈ffift则用《九章算术》刘
徽注之“广从（纵）相乘谓之幂”解“幼”字。

杨葆彝《墨子经说校注》二卷，抄本曾存张之纲处，为孙治让借得，
逻录其特见于《墨子间话》中。其解《墨经》，亦多以科技论说，如《经上》
“樱，相得也”，杨云：“樱，引也。《几何原本》所谓线相遇也”。又如《经
上》“倍，为二也”，杨云：“即加一倍算法”。

总观此时之《墨经》校注，不再像从前那样主要诊释字义、词义，以
帮助理解文意为主，而是出现了大量以西方近代科技连释《墨经》含义
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西学东渐”的成就之一。这一诊释方式的出现，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墨经》里的大量科技、逻辑论说，单凭传统的
字义论释难以理解和把握，学人们求的解必定寻求新方法。其二，新输

① 秦彦士：《墨子新论》,42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0
② 《几何原本》，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著，18世纪 40年代由驻华传教士组织翻译，传
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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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西方近代科技、逻辑知识，与《墨经》论说有诸多相通处。可以说，
此时期《墨经》逢释方法的改变，既是墨学整理与研究深人发展的需要，
又是社会文化学术发展现状使然。

但是，此时期学者对《墨经》的淦释方法主要是比附式，即以西方近
代科学知识、以西方传统逻辑论说来比附《墨经》文句，这便使得对《墨
经》含义的理解尚处在表面化阶段，不能挖掘其精微的科学含义与深博
的人文思想内涵。比附式诊释《墨经》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西学传人中
国日浅，学人尚未全面把握；不仅仅在于《墨经》的科技研究起步不久，
学者不能登堂人室；更重要的原因是由当时知识士子的文化心态造成
的。邹伯奇在《学计一得》中论说了《墨经》中诸多科技知识后得出结
论：“西学源出墨学可从。”张 自牧在《赢海论》中论说墨家科技成就后
谓：“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其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
籍之外。”他在《蠢测危言》中甚至更激进地宣扬“欧罗艺术文字，皆著于
《经上》之篇，以此知墨子为西学鼻祖”。这些盲目之论，一则由于他们
对西方科技理解肤浅，二则因为其“天朝 自尊”的夜郎心理所致。这种
心态指导下出现的比附研究方式，不但不能尽得《墨经》之的要，还妨碍
了墨学研究的正常发展。但是，它总归开启了一条探索《墨经》千古奥
秘的新途径，20世纪的《墨经》乃至《墨辩》研究，主要是遵从这一途径
向前发展的。

结语 20世纪前．y学研究的成就与启示

20世纪前墨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清代，清代墨学研究的主要成绩
有二，一为《墨子》文本整理，二为《墨辩》研究的兴起。

秦汉以降，由于秦皇汉武文化政策的变化 ，以及其他种种复杂
原因，墨学失去了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地位 ，文人传习不盛，自战
国至元代，其间 1500余年，墨学整理之作仅出现 10种（包括佚
书）。明代整理旧典风盛，270余年间，墨学整理之作出现 26种。
清代 260余年间，墨学整理作出现了 51种。清代墨学整理的成就
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更重要 的是在质量上。自刘 向校书后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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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直没得到系统的整理，故脱、讹、窜、衍现象十分严重，至不可
卒读。正是经过清儒的整理，特别是毕沉、张惠言、孙治让等人的
校释，校正了大部分错简，提出了《墨经》“旁行读法”，破解了诸多
科技 、逻辑论说，才使得《墨子》成为可读、可解之作。清代学者的
努力，为 20世纪墨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文本。

《墨辩》是《墨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科技、逻辑论说以及
人文思想观念，是墨家学说精华之一。但由于其论述过简，又由于晋人
鲁胜的《墨辩注》失传，其后也无人整理研究，因而成为难以破解的谜
篇。毕沉、张惠言、邹伯奇、陈澄、孙治让等先后以西方科技知识和逻辑
知识比附、解说《墨经》，发掘其深邃含义，不但使其义稍可窥知，而且为
20世纪的墨学研究指出了一条可以遵循的研究途径。

此两大成就之外，在诸子研究带动下的墨学义理研究成果，也为
20世纪的墨学义理研究奠定了某些基础。

清代墨学成就的最主要原因有二：
（一）经学和诸子学研究的兴盛。清代墨学复兴的主要标志是墨
学价值的被重新认识和重新挖掘。墨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得益于清代
学者诸子研究的兴起。乾嘉学人在经学研究中重考据的学风，使他们
在推导经典原义时，不得不去研究那些与儒家经典产生时代相近的子
书，用它来作为比照儒经古音古义、古本和史实的材料。因而，乾嘉前
后的诸多学人．如傅山、汪中、章学诚、毕沉、卢文r、孙星衍、张惠言、王
念孙、王引之、俞做、孙治让等人，在研究经学的同时，都花大气力研究
先秦子学，使长期受冷落的《墨子》、《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吕
览》等备受重视，出现了较多校本和注本。乾嘉时期子学研究的繁荣，
不仅促进了经学研究的发展，还为与经学研究同时新兴起的小学研究
提供了基础资料，使得以音韵学、文字学、训话学为主要内容的小学，作
为一门独立学科受到时人重视，出现了“《说文》四家注”、《音学五书》等
一批有分量的小学研究著作。由上可看出，以经学、子学、小学为代表
的乾嘉学术的繁荣，都导源于经学研究中对宋代理学方法的舍弃，和新
的考据学方法的出现。从中又可看出新的学术方法的出现，对一代学
术繁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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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学的传人和比照西学知识的设释方法的使用。独立的《墨
辩》注释出现，《墨辩》科技含义、逻辑含义的发掘，首先由于西学传人的
刺激。具有进步思想的学人受西方科技知识、逻辑理论的启发，在解读
《墨辩》时加以比较对照，逐渐发现了其中诸多与西方科技、逻辑等学说
相似的论说，因之用西学知识比附论说，从而开启了一条能够逐渐接近
《墨辩》原义的研究道路，使这一沉封了约 2000年的古老典籍焕发出熠
熠炫目的科学光芒。使部分学者在西学东渐的狂潮中，找到了一叶可以
固守“国粹”的“自慰”扁舟。而在客观上，这种为证明“西学东源”的“夜
郎心情”而使用的比照西学知识的淦释方法，为 20世纪的《墨辩》校注
乃至整个墨学义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实可用的学术方法。

总之，清代墨学研究的成绩是重大的，它为 20世纪的墨学研究提
供了较为可靠的《墨子》文本，为 20世纪墨学研究找到了一种可以遵循
的研究方法— 中西学比较方法。

但是清代墨学研究 自有它的不足。在《墨子》整理方面，且不说在
具体词句淦释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墨辩》中更多的科技含义和逻辑论
说还没被认识和发掘出来；更应注意的是，它那比照西学成就来解说
《墨子》特别是《墨辩》的简单比附式研究方法，给 20世纪墨学研究制造
了某些误区。在研究类别方面，清代墨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在于《墨子》
的文本整理，而系统的义理研究专门著述几成空白。这说明彼时的墨
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民前整个中国古代典籍
研究的通病— 重校释轻义理。这些阀误和不足，有待于现当代墨学
研究来匡正和补救。

6中"毕玩""毕沉"皆当为"毕沅";14中"m误"当为"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