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墨学研究史／郑杰文著一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0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 第28~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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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00-1918年的墨学研究 ····28

第一节 《墨子》整理 29
第二节 墨学义理研究 40
第三节 墨辩逻辑与墨家科技研究 47
结 语 此时期墨学研究的成就与方法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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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900-1918年的 墨学研究


学术与社会思潮紧密相连，在有着“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尤其如
此。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
极大地动摇了两千年封建思想统治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大陆的统治地位；1978年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纠正过去的“极左”路线。这三大事件，把20世纪的中国社会划分为各
具特色的四个阶段。为了讨论墨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我们也把20世
纪的墨学研究划分为与之相应的四个阶段。

1900-1918年，跨越清末、民初两个时期。此时期的墨学研究，在
《墨子》文本整理方面延续着清代《墨子》文本整理的诸多方式而有创
新，在《墨辩》研究方面继续借用西学知识比附设释而有匡正。同时，又
出现了清代未曾有过的义理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可见，这一时期的
墨学研究，呈现着延续清代墨学方法和更新创造新方法的特点。所以，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独立时期加以研究。

1900-1918年的 19年间，墨学整理、研究著作出现 28种（见附录
一），论文有 10篇（见附录二）。这些著作和论文可分为《墨子》整理、墨
学义理研究、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研究三大类。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
研究大多包含在《墨辩》六篇或《墨经》四篇的整理和注释中。为了论述
方便，以下把《墨辩》六篇或《墨经》四篇的整理和注释从《墨子》整理中
离析出来，放在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研究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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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墨子》整理

此时期的《墨子》整理著作有：王间运《墨子注》七十一篇和《平校墨
子》、曹耀湘《墨子笺》十五卷、吴汝纶《点勘墨子读本》十六卷、王景曦
《墨商》三卷、胡兆莺《墨子尚书古义》二卷、孙国仁《墨子引书说》一卷、
于p-《墨子校书》二卷、王仁俊《墨子佚文》一卷、尹桐阳《墨子新释》三
卷、易顺豫《墨子通释》、无名氏《墨子精华》一卷、张之纯《评注墨子著华
录》一卷。

以下我们分《墨子》全注、《墨子》选注和《墨子》札记及辑佚两类来
讨论此时期的《墨子》整理。

一、《墨子》全注本
此时期有《墨子》全注本六种，即王阖运《墨子注》及《平校墨子》、曹
耀湘《墨子笺》、吴汝纶《点勘墨子读本》、尹桐阳《墨子新释》、易顺豫《墨
子通释》。其中最可注意者有如下四种。

（一）王阁运《墨子注》

王间运《墨子注》七十一篇，有光绪甲辰年（1904年）江西官书局刊
《湘绮楼全书》本，严灵峰《无求备斋墨子集成》本据此影印。该书首列
王阎运光绪癸卯年（1903年）秋自叙。《叙》中讨论了墨子里籍与时代、
《墨子》版本及近人注、墨家科技及与西洋技艺的关系，叙述了校理《墨
子》的经过，以及对墨家学说的评论。

自叙后是对《墨子》的校注。校注以毕玩本为底本，将《亲士》至《非
儒下》作为“七十一篇上”；自《大取》中分出“语，经也”至篇末另为《语
经》篇，并《大取》其他文字至《公输》为“七十一篇中”；自《备城门》以下
为“七十一篇下”；校注后列毕沉所辑《墨子佚文》；又分出《经》、《经说》
四篇置最末，以说就经，旁行列出，某些条 目注释较详。

书末有门生衡阳萧鹤祥甲辰年（1904年）孟冬跋。《跋》语所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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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体例为：“编中条例：凡所解释者，小①注之；校改者亦如之。其移补
者，间以阴文别之；其不足重录者，则通篇如之。就中亦有校增者，则以
阴线围之；脱漏者亦如之。”其所谓“不足重录者”，指《尚同下》、《兼
爱下》、《天志中》、《天志下》、《非命中》、《非命下》诸篇，王氏因与其上
之篇重复，而以阴文刻出。王氏于篇 中所校改字，有的较长，如《尚
同中》“曰其为正长者此。是故”与“上者天鬼……”间，加出“谋事得，
举事成……则万民之亲可得也”数十字，却不注增改之依据，显得颇
为随意。

《墨经》四篇，是王氏注文最多的部分。萧鹤祥《跋》谓：“《经》上下、
《经说》上下，排次句读，尤多所更正。其上篇则略依毕校考定，其下篇
则皆师所诊分也。”但实际上王氏《经上》句读，并未吸收毕玩等前人成
果，而将几条不同概念合为一句来淦解。如《经上》“厚，有所大也。日
中，正南出。直，参也”，本为三组不同的概念，“厚”之所云，指立体物体
积；“日中”所云，指测量朝向；“直”所云，指测量原则。毕玩等俱分为三
条来诊释，而王fm运则以“厚”喻地、日中为南、以直参验而合为一来解，
殊觉牵强。又如将《经上》“倍，为二也。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二概
念合为一来解释，曰“以倍明端”。如此诸处，殊不得解。

在词语i}-释上，王A运虽攻击毕玩、卢文绍等“浅率陋略”，“疑其憧
妾所为”，但王注更错误百出。如不知《墨经》中“击”即“正”字，因解《经
上》“同长，以击相尽也”、‘旧 中，舌南也”等条多妄说。“击”之为“正”，
毕玩已明；孙治让更以唐人石刻、《集韵》等证之。王氏《墨子注》后出，
却仍作是说，表现了学问的粗疏。

总起来看，此时期墨子注中，王IM运的《墨子注》是最为粗疏的
一种 。

王间运是书将《墨子）))53篇分上、中、下三部分，又将《墨经》单独分
出，其所分具体内容虽未必全都恰当，但他这种试图将《墨子》进行分类
的治墨方法，却分明给后人如胡适等人的《墨子》分类以重要启示。

① “小”字后疑脱“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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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耀湘《墨子笺》

曹耀湘《墨子笺》十五卷，先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湖南官书
报局排印本，后有《墨子集成》本。其书体例不一，前两篇正文各句单
列，校注文字双行排于正文后；《墨经》及《大取》五篇正文各句单列，校
注文字双行排于正文下；《小取》按段单列正文，校注文字双行排于正文
下；篇末附记篇意概要及作者的发挥议论；《备城门》以下诸篇未注。后
附《墨子佚文》、《墨子篇目考》、《评议五家》（节录《庄子 ·天下篇》、《韩
非子 ·显学篇》、《淮南子 ·要略篇》、((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汉书 ·
艺文志》相关文字）、毕玩《毕刻本叙》、孙星衍《毕刻后叙》及《附记》、王
周运《读墨要旨》等。所注篇章详略不一，《亲士》、《修身》和《墨经》四篇
及《大取》之注尤详，可与《墨子间话》对读。

曹氏是书，最可注意者为篇末附论。如《大取》篇末论曰：“按《墨
子》，《经上》、《经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凡六篇，篇第相属，语
意相类，皆所谓‘辩经’也。《大取》，则其所辩者较大，墨家指归所在也。
凡墨子之说，其为儒家所排斥、世情所畏恶者三端：节葬也 ，非乐也，非
儒也；有为儒家所排斥而世情不以为恶者：兼爱也，非命也；有为世情所
畏恶而儒家不以为非者：尚同也，非攻也，节用也；有与儒术相合而亦不
违乎世情者：则尚贤也，天志也，明鬼也，与夫亲士、修身、贵义之说，皆
是也。既与人情有违，则行之不能无窒；与儒术有异，则言之不能无争。
墨子述大禹、箕子之教，修内圣外王之术，思以易天下，故必为‘辩经’，
博极万事万物之理，穷其源而竟其委，……其宗旨则略具于此篇。所辩
者大，故曰大取也。”这既从世情容否、儒家减否的角度论述了墨家学说
要义，及其与《墨经》如篇、《大取》、《小取》的关系，又总结墨家学说为“内
圣外王之术”，是夏学的延续。此可谓曹氏对墨学的总评论‘

有的篇末附论讲此篇与墨家学说之关系，如《亲士》篇末论曰：“墨
子以兼爱、俭、勤三者为大旨，故于首篇即著而明之。此篇之意，尤在尚
贤。尚贤者，所以为兼爱之本也。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夕。仁者于人
无不爱，故亲仁即所以广爱也。……欲兼爱者不可以不尚贤。此篇所
以名为‘亲士’，而为墨书之冠也。”重点陈述了墨家兼爱与尚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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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亲士》篇列为第一之缘由。

而于《公输》篇末，除列述墨家学说与东周战乱关系外，又言：
"K墨子》之书，其正编盖止于此。此后有‘第五十一’之一篇，其文m而
篇题亦阔，殆亦 自叙述之类。若《备城门》以后，世（系）禽子所传
守城之法，《墨子》之余绪耳，非微言大义之所存也。”交待了删削《备
城门》以下篇的理由，并臆断其作者。此为冯友兰“前后期墨家说”的
滥筋。

曹氏解《墨经》四篇，于辩说诸句往往能得其要，如《经上》解“故”、
解“智”、解“虑”、解“知”等条。于科技诸句，有的能得其解，如《经上》解
“中”、解“圆”、解“方”、解“倍”等，有的则多误解，如《经上》“止，以久
也”，不知其为静力学论说，而以“凡事物用之以久者，则其势当止”解
之；又如《经上》解“平，同高也”，不知此为算学线段之论，而以“有高有
下则不平”解；再如《经上》解“‘力，形之所奋也”，不知此为力学论述，故
以“力以身言故日形”解之；皆不得的要。这一方面表现出曹氏科技知
识的贫乏；另一方面，曹氏解《墨经》在张惠言、陈4等之后，特别是陈澄
的《东塾读书记》，同治年刊行后，又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收人《皇清
经解续编》，影响颇大，而曹氏却不能择善吸收前人成果，表现出对新学
识的滞后性。

总起来看，曹耀湘的砚墨子笺》，其校注虽在孙治让《墨子间话》初刊
本后，但水平却不及孙氏书。《墨子笺》的最有价值部分，当为各篇末的
论说，它已近于墨家思想学说的综合研究，不少观点，都给后人以有益
的启示。如上所举墨家要旨、《备城门》以下诸篇作者的判定等。而其
尤为后人激赏者，为其对儒墨相警的评说，曹氏于《兼爱上》篇末论日：
“墨子之学，其为儒者所低誉，在于兼爱。孟子至比之于禽兽，以为无
父。究其实，则忠孝之理所由推行而尽利也。……儒者即欲自别于墨
氏，独不思《孝经》之言乎？孟氏之书，其自蹈于偏蔽者钦？”陈柱《墨学
十论 ·历代墨学述评》针对此而评曰：“在前清老儒，能发为此言，显斥
孟子，亦可谓异于常流者。”

曹耀湘《墨子笺》的最大功绩，在于明确了《经说》之“标 目字”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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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经说上》解题日：“《经说》二篇，每遇分段①之际，必取《经》文章首一
字以识别之。其中亦有脱漏数处。必明乎此，然后此四篇之章句次序
始可寻求，而校讹补脱，略有依据之处矣。”因而他在论《经说》文中，于
各章首之标目字下，先以双行小字引《经》文以补足之，然后列出《说》
文，再予解释。其前，至迟在孙治让《墨子间话》中，已注意到《经说》中
的标目字问题，孙治让于《经说上》首字“故”下注曰“此目，下文”，并于
每章解说的首字或二字下断句。王阎运《墨子注》亦于《经说》文首字或
首二字下空格以识别之。曹耀湘在此基础上更明确提出“必取章首字
以识别”，已朋确论到体例问题。至梁启超《墨经校释》中特别予以论
述，定为体例，与“旁行读”同样，成为破解《墨经》体例的“两大发现”
之一 。

（三）吴汝纶《点勘墨子读本》

吴汝纶《点勘墨子读本》十六卷，在《桐城先生点勘诸子读本》中，先
有清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衍星社排印线装本，《墨子集成》本据是本
影印；后有清宣统二年（1910年）重庆启渝公司排印线装本等。前十五
卷，列《墨子》原文，逐句点读，间加注释。末卷为《墨子佚文》，除列毕玩
本所辑21条外，又补《意林》所辑 3条。其注除采用毕沉、王念孙、俞
抛、王树榕诸家成果外，并加案语以明己意。间有眉批阐明篇意、辩说
真伪等。书中还有其子阁生附批、圈点、句读。该书是晚清时期流传较
广的普及读本。

该书之尤可注意者，在眉批之文。其文或解篇旨，如卷一诸篇。或
考订作者，如《所染》篇首上批日“此《吕览》文，而集录者删改末段妄收
入之《墨子》”，并在篇文上批出《吕览》文起始处；如谓《尚贤中)) 46非周秦
之文”；又如《号令》篇文上，有 10处注明其为汉制、汉官、汉仪、汉法，表
明其非战国人作。或批评文笔，如《法仪》篇末批曰“结束不振”，《兼爱
中》篇首批曰“句势平弱，不类古书”。或辩说前人之非，如《尚同下》篇
首批曰“毕沉云《中兴书目》‘一本十三篇夕者，即此以上诸篇，非有异本。

① 段I疑为“段”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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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案宋潜溪云‘上卷七篇，号曰《经》；中卷、下卷六篇，号曰《论》；共十三
篇’。今自此以下诸篇，不见经、论之分，则必有异本矣。宋云《亲士》至
《经说》十三篇”。更多的眉批是校勘讹衍，如《尚贤上》篇首批曰“句首五
字疑后人妄加，当为问者之词”；《尚贤中)"若有美善则归之上”诸语上批
曰“皆秦法尊君抑臣后始有之，古无此也”；《尚贤中））’’以下贤为政而乱者，
若吾言之谓也”上批曰“‘若吾言夕疑当作‘吾若言”，等。

这种批评方式，继承了明代的评点方法，然其考说批评，重证据，举
实例，是明代的空疏之风所难以比肩的。

（四）尹桐阳《墨子新释》

尹桐阳《墨子新释》三卷，先有民国三年（1914年）衡南学社石印
本；又有民国八年（1919年）（（起圣斋丛书》再版排印线装本，《墨子集
成》本即据此影印；后有民国十三年（1924年）三版排印线装本。除首
列作者《墨子新释序》，末有其弟尹鸣阳《跋》外，书分三卷，改换传统篇
第次序。卷一《墨经》，从宋镰《诸子辩》之说，因《亲士》、《修身》、《非儒
上（缺）》、《非儒下》、《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
取》八篇中无“子墨子曰”，而定为“墨所自著也”。故特析出列为卷一，
称“经”①。卷二《墨论》，收《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
《尚贤上》至《非命下》，连缺篇共 35篇，尹桐阳谓“均墨弟子所论也。文
词与《经》迥别，故类次而题曰‘墨论”，。②卷三《杂篇》收《耕柱》、《贵
义》、《公孟》、《鲁向》、《公输》及《备城门》以下诸篇，附《墨子佚文》及其
父尹乾《读墨子书后》。尹桐阳《杂篇》题解曰：“记墨子言行及备攻法
也。其体非《经》，其辞非《论》，故类次而题曰‘杂篇’。”三版又增附吴良
粟《后叙》、陈长链《叙》及作者三版《后叙》。

作者在《墨子新释叙》中，首论文字学及光学、力学、数学、名学对解释
《墨子》的重要性；次评韩愈后之墨学研究与整理；后讲自作《新释》之意。

① 尹桐阳：《墨子新释》，民国八年（1919年）（（起圣斋丛书》，再版排印线装本，卷一《墨
经》题解,1页。

② 尹桐阳：《墨子新释》，民国八年（1919年）（（起圣斋丛书》，再版排印线装本．卷-}c墨
经 》题解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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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桐阳自言除习文字学外，还因“学校甫兴”而“兼肄理数”①，学过
西方科学理论，故其于《墨经》诸篇新释中，能以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疏解
之。如《经上》“圆，一中同长也”，新释：“自界至中心作直线俱等。今几
何学圆基础之性质如是”。“倍，为二也”，新释：“一为本数，再倍以一则
为二。今数学有公倍数之条”。又《经说上》“止，无久之不止”，新释：“运
动之物体，不受作用于外力，必不变其运动之状态……”。“力，重之谓，
下、与。重，奋也”，新释：“力学所谓落下运动是也。言落下有重则奋。
地球引力作用于各物体不间断且相等，使物自由落下，生等加速运动。”
再如《经下》“景之大小，说在地”，与《经说下）｝’’景，光至”诸条，皆以近代光
学释之。这些解释，都得益于他对西方近代科技理论的学习。这些解
说，较陈澄用西方近代科技理论淦释《墨经》，更加详细明确。

但是，其中也有诸多过分生硬的解释，或附会之说。如《经上》“故，
所得而后成也”，新释谓故“与固通用。故，即固体，物体三态之一也”，
显然为妄说。又如“体，分于兼也”，新释谓“物有大体、小体之殊。此体
谓小体耳。大体为小体所积成。今物理学所谓之分子，即小体也。兼，
谓大体；最小分子，大体之最小部分也；故云体分于兼。”这显然不是墨
家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再如“必，不已也”，新释谓“必，分极也。分之不
已，至不能再分，化学上可推定此分子亦由数个微小粒子而成。此最小
分子，名曰原子。原子者，由分而不已来也。”这显然亦不是墨家的认识
水平。《经说上》“坚白不相外也”，新释：“金属为最坚之物体，表面平
滑，反射之白光多，故生光泽，是以云白不相外也。”因句读有误而妄解。
如是者，尚有多条。

《墨经》之外，尹氏颇为用力的部分还有《备城门》以下篇的新释。
尹氏《备城门》解题曰：“墨子既作《非攻篇》，而恐人不己听也，于是复作
《备城门》诸篇，严守法以制人之攻。绎其文词，大类《考工记》。或者索
解不得，遂谓自《备城门》以下无足观。可晒也！今疏其文理，详为考
证。所言守法。实古兵家之巨孽......”其说可注意者有二：其一，尹氏
认定《备城门》以下诸篇亦墨子所作 ，是墨子“非攻说”的组成部分；其

① 尹桐阳：《墨子新释》，民国八年（1919年）（（起圣斋丛书》，再版排印线装本，《墨子新
释跋),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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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批判“《备城门》以下无足观”的传统旧说是不解其文之义所起，此
部分实为古兵法重要内容之一。

出于这样的认识，尹氏对《备城门》以下今存 11篇，详加注解。新
释或取毕沉、孙治让注而简化之，如《备城门》之注“临”、“钩”、“冲”、“辍
辊”、“沉机”等，又简明注释其制作形制，使人易懂，不似孙治让《间话》
多文字考证和引证。对于毕注、孙注之未详者，尹氏多加释解，如《备城
门诊“梯”下详注其形制：又如“一凿而系绳”加注日“所以系幕”；再如“长
椎··一 斧其两端’．详注形制与用法等：

尹桐阳于民国八年(1919年）曾为大冶县知事①，时值战乱，对守城
诸械，可能有实践经验，故其注《备城门》以下诸篇，或能结合实战注之．
如《备城门》注“县（悬）沉·4·…令相接三寸’旧“若今鸡嘴缝也，使数扁接
而为一”；或能结合实践器械校改之，如《备城门》“以木为系连水器”，尹
改毕、孙以“水器”属下读为属上读，且注为木箍系连之水桶。

尹氏于《墨子新释叙》中谓“不明假借不足以释《墨子》”，故新释中
多以今字释，但往往不言其据，令人莫名。如《备城门》“五步积狗尸”，
尹注“狗尸，钩矢也”而不言其据。上古音中，狗与钩、尸与矢，均同声同
韵，但却找不到两字相通的例证②。又如《备城门》“百步一拢纵”之“拢
纵”，尹注“其字当与垅崇同”，亦不言其据。

尹氏更有径改原字者，如《备城门》“火三石以上”，改为“大三石以
上”，不言其据；“五十二者”，改为“五升二者”，亦不言其据。学风似欠
严谨。

对于清人某些校注成果，尹氏未予吸收。如《备城门》“弋长二尺见
一寸”，孙治让据道藏本、吴宽钞本已改“二尺”为“二寸”；且此为悬门上
涂泥以防火攻，前文已谓此泥涂“半尺”，显然为使涂泥与悬门木板牢固
连接而设之“弋”，不当为“二尺”长。但尹氏未改。又如《备高临》“羊黔
者，将之拙者也，足以劳本，不足以害城”，孙治让从王念孙校已改“劳

① 尹桐阳：《墨子新释跋》，民国八年（1919年）《起圣斋丛书》，再版排印线装本，《墨子
新释叙),1一4页。

② 见高亨：《古字通假会典》,324,338,339,574页，济南，齐鲁书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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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劳卒”，尹氏未据改，而妄注“本”字。更有甚者，孙治让《墨子间
话》已从前人所校改正的大段错简文字，尹氏仍从 旧误。如《备城门》
“大挺前长尺”至“墙七步而一”共 700字，孙治让已从顾广折之校从《备
穴》移正，而尹氏未从。又如《备城门》“城四面四隅”至“斧其两端三步
一”13。字，原错在后“五十二者十步而二”下，孙治让也从顾广折校移
正，而尹氏未从。这些，亦表现出尹氏学间的粗疏。

总的看来，尹桐阳《墨子新释》之校注，由于他对西方新学的接受，
多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颇有可取处，在清末民初诸《墨子》注家中，算
较好的一家。但其书出孙治让《墨子间话》定本刊出后，却不能吸收孙
氏所总结的清人注墨校墨成果，实为憾事。尹桐阳分《墨子）5)53篇为
经、论、杂篇的做法，是对宋镰《墨子辩》分《墨子》13篇为“经”“论”，和
汪中分《墨子》53篇为内、外、杂篇这两种成果的吸收和发展。

二、《墨子》选注本和札记及辑佚
此时期的墨学整理中，还有《墨子》选注本两种：《墨子精华》一卷及
张之纯《评注墨子著华录》一卷；还有札记及辑佚五种，即王景曦《墨
商》、于P-《墨子校书》、胡兆'}; t(墨子尚书古义协、孙国仁《墨子引书说》、
王仁俊《墨子佚文》。其中，最可注意者有以下几种。

（一）《墨子精华》

《墨子精华》一卷，严灵峰藏。在《教科 自修适用诸子精华》内。严
灵峰《墨子集成》本言“据民国三年排印本影 印”。又有民国十三年
(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线装本等。

该书首有《序》，言“侯应深氏旧有节本。名言要旨，具体斯在。因
附以评注，凡若干事，著于篇”。可见此书文字出于侯应深之《墨子》节
本。次《教科适用墨子精华 目录》，次《墨子》之《所染》、《法仪》、《七患》、
《辞过》、《三辩》、《尚贤上》、《尚贤中》、《尚同中》、《尚同下》、《非攻上》、
《节用上》、《天志上》12篇正文，加以句读。正文中无夹注，而于各篇列
《音释》，或破假借，或释词语，多取毕沉注。篇中正文书眉，录唐荆川、
孙月峰、杨升庵、陶石等、陈明卿、方扔庵、何椒公、黄旨玄、邱琼山、侯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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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陈止斋、陈琴轩、薛君采、林尚默、李光垣、李虹西、王阳明、王守溪、
李见罗、苏紫溪、宗方城、王凤洲、郎完白（以出现先后为序）诸人评点。
篇末与音释间，录杨升庵、陈明卿、陶乃冰、廖明河、胡可泉、侯晋阳、唐
荆川、李光垣、李虹西诸人评论，或释文意，或论文法。

（二）张之纯《评注墨子普华录》

张之纯《评注墨子普华录》一卷，在其《评注诸子普华录》内。《评注
诸子蓄华录》，先有民国七年（191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排印线装
本，《墨子集成》本即据此影印；后有民国十三年（1924年）上海商务印
书馆五版排印线装本，1970年台北宏业书局翻印本等。

该书节录《墨子》之《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
过》、《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兼爱上》、《兼爱中》、《非攻上》、
《非攻中》、《明鬼下》、《非乐上》、《非命上》、《经说下》、《耕柱》、《贵义》、
《公孟》、《鲁问》、《公输》、《迎敌祠》、《号令》、《杂守》25篇中某些文句或
段落，加以句读，并注明“下删 X句”、“下删”等字样。中用双行夹注。
注中或校文字，如《亲士》“非贤无急”下，注云“当作非贤无急君，脱文
也”；或简取毕注，如《亲士)"者文公出走而正”下，注云“毕秋帆云读如
征”；或约取俞0《平议》，如《亲士》“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下，注云“抑，
屈抑也，于其国受屈抑而遭大辱”，实取俞说；或增己注，如《亲士》“虽杂
庸民＂，注“庸”日“平常也”。

张氏此书之最可取者，当为书眉所载评论。张氏评论，或论句意，
如《亲士》“三子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上，评论
曰：“抑而大丑与达名成功相对，言于国则抑而大丑，于天下则达名成
功，正见其由屈抑而达，下文所谓败而有以成也”。或论文法，如《修身》
篇首，载评论：“多设喻言，一笔折入正文，笔法峭劲”。或分析段意，如
《修身》篇上，曰“此段言修之原本”，曰“此段言修之功用”旧 “此段言修
之名誉”，曰“此段言修之归宿”，皆是也。或发感慨，如节录《所染》篇最
末段之文字上论曰：“所谓忠者不忠，所谓贤者不贤，楚怀王所以客死于
秦也”。或综说一篇大意，如《兼爱上》首句书眉论曰：“此篇大旨，绝类
儒者之言。所云兼爱，亦非如孟子所谓‘二本’之说，盖即孟子‘人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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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夕之意。但孔门之语，无责及尊亲者，以大伦所在，
不容抗行T. 读者不可不知”。

这些论说，对于引导初学者理解文意，把握篇旨，进而领会墨家思
想学说，有较大辅助作用。

书眉所载，亦有比勘文字、评说诸家校勘处。相对于尹桐阳《墨子
新释》随意改删文字而不注出处，可见其学风严谨。

这类节选本，是适应墨家学说普及的需要而出现的。维新变法失
败后，知识士子鼓吹“开民智”，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之外，介绍先秦其他
诸子的政治思想，对墨家兼爱、非攻、尚贤、节用、非命诸说尤感兴趣，因
而在诸多整理墨学著述问世的同时，出现了这类墨学普及读物。

（三）札记及辑佚

此时期墨学札记及辑佚五种中，最可注意者有如下两种。
王景曦《墨商》三卷，有宣统二年（1910年）永嘉王氏刊本、《墨子集
成》本。该书首列《墨商目录》及附记，中为《墨商》三卷，后附王景曦宣
统二年《跋》及《墨商补遗》。《墨商》三卷，逐篇列出《墨子》53篇需校注
文句257则，或补充毕玩《墨子注》、孙治让《墨子间话》，如《亲士》之“靡
碟”条，谓“靡”为《墨子》所用古文；或补充毕玩《墨子注》、孙治让《墨子
间沽》之校勘，如《亲士》之“是故江河……”条，谓“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
满己也”至“故能为天下器”，乃道家语错入；或正毕沉《墨子注》校勘之
误，如《所染》之“干辛”条；或解句意，如《备穴》之“铁索长三丈”条。《墨
商补遗》又补充校注语 18条。另外，《墨商》三卷中还有多篇题解，或总
结篇意，或辨别此篇与他书的关系。这些，都可看出王景曦对《墨子》曾
下过较大的功夫。王景曦做过孙治让家塾师，曾参与校勘《墨子间话》，
历时数年。书成后，又将平 日与孙治让所论及的自己见解，刊刻成书，
谦称《墨商》。①

于色《墨子校书》，在其《香草续校书》中，先有稿本传世，1963年中
华书局据以排印，后有《墨子集成》本口该著依次释《墨子》之《亲士》至

① 王景曦：《墨商》，宣统二年（公元 1910年）永嘉王氏刊本，卷六，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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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守》词句 241条。因其著在集大成之作《墨子间话》之后，故对孙治
让校勘、句读、注释多有补正。特别是对《墨经》四篇用力尤多，其前《亲
士》至《非儒下》30篇共释 100条，而此四篇就释 50条。特别应予指出
的是，于P-的校语、释语中，有不少篇幅颇长的考述，如《经说下》“鉴中
之内鉴者……缘正而长其直也”句之释语，竟近 900字，表现了作者考
订的细密。

第二节 ．墨学义理研究

此时期墨学义理研究出现专著两种，即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和
张采田的《原墨》，还有论文10篇。

此时期的墨学义理研究不再像以前那样分散在序跋和评点中，而
是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此一现象的出现，首先与20世
纪初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有关，另外也与墨学义理被时人高度重视
有关。

一、20世纪初墨学义理研究的社会背景
19,20世纪之交，墨学中的社会政治学说更加被研究者重视，并逐
渐与西方的博爱、民主诸说联系到一起。

19世纪末叶，在西方科技传人中国的同时，西方社会科学思想亦
被介绍到中国来。1887年 11月成立于上海的同文书会（后改为广学
会），及中国教会出刊的《万国公报》(1875-1883年共刊出750期），在
介绍基督教义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各国社会情况，包括议会制度等民
主措施。

更有一批知识分子，在传播、介绍西方科技时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
度。如王韬（1828-1897年），曾长期担任上海墨海书馆的翻译，除著
《火器略谈》、《西学图说》、《西国天文源流》、《重学浅说》、《西学原始
考》、《法国志略》等外，还于 1874年在香港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
还有一位郭篙蠢(1818-1891年），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批评总理衙
门只习西方皮毛，专心器用，忽视学习西方文化，倡导从政教、用人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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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手改革。这些，都成为维新变法派的先导。

倾全力鼓吹变法的是清末康有为（1858-1927年）。甲午海战后
的中日《马关条约》，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知识士子在为中国思考
着新的出路，思索着新的救治方针。翻译家严复将达尔文好友赫青黎
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翻译到中国来，介绍历史进化论。为改变社会
结构模式张本。今文经学家廖平著《知圣篇》等，鼓吹经学中真正的微
言大义是孔子改制，借以为变法改制寻求时人能够接受的理论依据。
他的学生康有为承此，组织弟子门人编纂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
考》，鼓吹变法维新。向光绪帝连上六书，要求制定宪法，实行西方三权
分立的君主立宪制。于是，发生了 1898年的“百 日维新”。

维新变法派融合今文经学主“变”主旨和西方进化论观念，提出
“变为天之常道”观念，作为变法革新的理论基石。康有为《论语（为
政）注》谓 ：“人道进化，皆有定位 ：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
而成大统 ；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
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定父子，由父
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①用进化论来解释公羊家的“张
三世”说。

变法维新的实质是推行民主政治，直接向封建伦理等级制开刀，故
引发了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最后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维新变法干将、
康有为弟子梁启超(1873-1929年、东走日本，镇定深思，认识到启发
民众的重要性，倡导思想启蒙运动，著《新民说》。谓“国也者，积民而
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进而，他论述“新国民”应具备的
品德是：要有国家思想，反对忠君；要有权利观念，自由思想；要有冒险
进取精神，不甘守成。怎样才能使新民培养出如此新道德？梁启超认
为途径有二：“一日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所本无而新
之。”②“淬历其所本有”，即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采补其所本

① 康有为 ：《论语注》，卷二，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0
② 梁启超：《新民说》,1^'J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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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即吸收西方文化精华。所以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
说：“大地今日只有两个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
是也。”①

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改造国民的自私性？梁
启超认为只有弘扬墨学，倡导墨家的牺牲精神。他在《子墨子学说 ·
叙论及子墨子传略》中首先讲 ：“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
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
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思之间者。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
遂亡中国！！ 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
学说》”。显然，他学墨、治墨、宣墨的目的在救中国，在于改造国民的
自私性以救中国。

20世纪初的治墨者，大都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和美好的愿望来研究
墨家学说，来发掘《墨子》中的教民治世救国论说。

二、20世纪初的墨学义理研究
20世纪初墨学综合研究，首推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关于此，
我们将在下边专门讨论。其次，还有张采田的《原墨》及数篇论文。

此时期墨学论文，计墨学义理研究九篇、训释一篇。

（一）张采田《原墨》

张采田《原墨》，先有民国元年（1912年）刊本，后又以张尔田名义
发表在《中国学报》第 3期（1915年）上，被严灵峰收人《墨子集成》。

全文不足七千字，依次论述了（1)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其旨为祝史
遗教；(2）墨家以顺天为宗，十论皆出于此；(3）以前七篇为“本经”，主
述“十论”旨意，《墨经》等皆别墨所为；(4)叹墨道之不倡。

墨家学术源出，《淮南子 ·要略》谓其先学于孔子，后斥孔子之礼，
“背周道而用夏政”，效禹之行，行禹之礼；《汉书 ·艺文志》谓“出于清庙
之守”。张氏融合二说，谓“清庙之守，掌郊祀之礼者也。掌郊祀之礼，

① 梁启超：《新民说》,4页，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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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祝史乎？余尝反复《墨子》全书，知墨术真祝史之遗教也。《周礼》大
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此即墨家明鬼之旨焉；掌六
祈以同鬼神示，此即墨家尚同之旨焉；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此即
墨家兼爱之旨焉；小祝有寇戎之事则保郊祀之社，此即墨家非攻之旨
焉”。又谓墨家称“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为衣，以跤跻为服旧 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
之道也，不足谓墨”。并明言“清庙之守始夏禹，故墨家称乎夏禹”，从而
融二种学术源出为一。

其实，先秦诸子之学术源出，有甚为复杂的多种来源。如儒家学
说，从职守讲，与古祭官、乐官、礼官之掌有关；从文化角度讲，与周鲁农
业部族文化有关。墨家亦如此，即承“清庙之守”学统的尚俭节用、养老
兼爱、崇祀尚鬼等学说，又受史官之学的“顺时应天”等主张的影响而提
倡非命，还受古代礼官射猎选士等主张的影响而提倡上贤，等等。①张
氏除以“清庙守”和“禹教”角度谈墨家源出外，似乎已认识到墨家学说
起源的多元性，故分析日：“《墨子》七十一篇，语必则古昔，称先王。言
尧舜禹汤文武者六，言禹汤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观其以虞夏与
商、周三代并言，亦可见墨子之学无常师矣”。所谓“无常师”，正指明了
墨学源出的多元性。

进而，张氏在与道家学说的对比中，分析了墨家学派的主旨，谓：
“道家出太史。太史，主知天道者也，故道家以法天为要归。墨家出祝
史。祝史，主事天鬼者也，故墨家以顺天为宗旨。”并逐一列述了《墨子》
中《天志》诸论，总结道：“墨家学术之宗旨，可一言以蔽之，亦曰顺天而
已矣。”然后逐一分析“惟其顺天，故主非攻”，“惟其顺天，故主兼爱”，
“惟其顺天，故主尚贤”，“惟其顺天，故主尚同”，“惟其顺天，故主节葬”，
“惟其顺天，故主明鬼”，“惟其顺天，故主非乐”，“惟其顺天，故主非命”。
最后总结为：“然则《天志》一篇，真《墨子》全书之纲要，而所谓非攻、兼
爱、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者，其由天志之义见诸行事
者乎？”

① 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8-15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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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墨子》篇类，张氏讨论了《墨经》与别墨及本经问题。说：“《经》
上下，《经说》上下，庄周名之曰别墨，而鲁胜称之曰辩经者也。《大取》、
《小取》，则又专为‘语经’而作者也。以余考之，皆非墨家学术之正宗
也。”“真粹然名家之学也。……盖名家本出礼官，而墨家则出清庙之
守。清庙之守，又掌郊祀之礼者也，其与名家相表里也，固其宜哉！”谓
其“不足为经”，“《墨子》之经，惟《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
患》、《辞过》、《三辩》七篇足以当之。何则？《墨子》全书之宗旨，不外乎
天志、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明鬼、非乐、非命十者而已。
此十者，大抵由此七篇中推而演之者也。”并逐一为证。

今本《墨子》前七篇为“经”，宋镰《诸子论》已倡其说，并谓余者为
“说”，但并未论证。张氏在此逐一论证了《墨子》学说的主旨、十论的理
论体系及学术源出、十论诸篇与前七篇关系及与《墨经》等六篇的关系，
其研究方法，在墨学研究方法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这点，我们在后边
还要涉及。张氏从《庄子 ·天下》所论引发出来的“墨经”与“别墨”问题
的是与非，我们也放在后面一并论说。

（二）20世纪初墨学义理研究论文

墨学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报刊上。中国报刊大发展于19,20世纪
之交。北京“强学会”出刊的《中外纪闻》(1895年）、《强学报》(1895
年）、《时务报》(1896年），湖南的“南学会”出刊的《湘报》、《湘学新报》
(1897年）都曾风传一时，拥有大量读者。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
启超东逃日本，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他的《子墨子学说》就曾先
后发表于《新民丛报））第3卷第1,2,3,4,5,9,10期（1904年）。与此同
时，觉佛在《觉民》第 7期（1904年 6月）发表《墨翟之学说》、箕荫在《振
华五日大事记》第 11,13,14,15,16,17,19,20,22,24,26,27,28,29,
30,31期（1907年6-9月）发表《墨子之学说》，吴虞在《蜀报》第4期
(1910年 10月）发表《辩孟子辟杨墨之非》、高基在《国学丛选》第 1,2
期（1913年）发表《读＜墨子＞偶书》、易白沙在《新青年》（广州）第 1卷 2,
5期、第 2卷 1期（1915年 10月一1916年 9月）发表《述墨》、胡楹玉在
《国学丛选》第 10期（1918年）发表《读＜墨子＞》，另外，张采田又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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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田”名义在《中国学报》（北京）第 3期（1915年 3月）将他的《原墨篇》
重新 发表 。

这些文章，除张采田文我们上边已作分析外，其他各文大致可分三
类，一是以当时的社会理念，逐一分析墨家学说在社会治理中改造民心
的作用，属于梁启超所说的“历其所本有而新之”类①；二是将墨家学说
与当时所认为的西方进步思想挂钩，以此作为攻击旧社会弊端的利器；
三是极端赞成墨家学说对振弊救国的积极作用。第一类可以觉佛《墨
翟之学说》为代表，第二类可以吴虞《辩孟子辟杨墨之非》为代表，第三
类可以易白沙《述墨》为代表。

觉佛在《墨翟之学说》中，首先提出“墨氏之主义，专重人事，不尚天
道，以为国家之兴，由于人智之开通与否，政治之改良与否；独夫民贼之
亡国，非天亡之，人为不善亡之也”。如何才能使执政者为善？且能开
通人智？觉佛逐一分析了墨家“非命之说”，可“策人进取之心”，“亲士、
尚贤、节用诸说”，为“治国之主脑”，“薄葬之说”能“力除虚伪之风”，并
就墨学主旨总结道“观其言兼爱，则社会学家也。观其论政诸篇，则大
政治家也。观其言明鬼、天志诸篇，则宗教家兼教育家。其伟大之能力
实不可思拟”。因此，要救中国，必开民心智；要开民心智，必须研究墨
学，宣扬墨家学说，使墨家学说发挥它那巨大的社会政治功能。除了教
民救世之用外，觉佛还指出，“作木莺而能飞，造炮而能为守御之备，则
机器之发明家，当推墨子第一人也”，墨家的科技实践和技术论说，亦应
被重视。另外，墨家还具有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觉佛谓墨子“其力
行也似仲尼，其不移不屈也似子舆，其知行合一也似王阳明，其以身
布施也似释迩、基督”，这种实践精神，正是教育国民、改造中国所应
提倡的。

觉佛首先从政治角度切人，去探讨墨学的教民救世作用，其主导思
想与梁启超等相似。虽然其论墨家“不尚天道”未必恰切，但他从积极
效果角度去论述墨家非命、亲士、尚贤、节用等学说的社会作用，可以说
把握了墨学作用的本质方面。

① 梁启超：《新民说》,5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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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虞《辩孟子辟杨墨之非》接续俞正燮所论，认为孟子辟杨墨系出
于“门户之私见”，未能把握杨墨之说的实质。并联系西方诸说，论定墨
家学说的先进意义，谓“墨义兼爱，即耶稣之博爱平等也。墨子之明鬼，
即苏格拉底之信重鬼神也。墨之节用，即谙埠纽斯之削除情欲也。墨
之非攻，即俄皇饵兵之旨也。墨之以利为善，即达克之功利主义也”。
这种比附的正确与否，我们暂且不论。吴虞推崇墨家学说的进步意义，
阐扬墨家学说对救国治世的积极作用，其参照坐标是西方学说，而不再
像前儒那样以是否与儒家论说相合为评议标准，这是此一时期墨学研
究中的新现象，我们理应予以特别注意。它已消除了 19世纪末部分学
者的“西学源出墨子”的畸形心态。这种心态的代表，如黎庶昌《读墨
子》说：“今泰西各国，耶稣、天主教盛行，尊天、明鬼、兼爱、尚同，其术确
然本诸墨子，而立国且数千百年不败，以此见天地之道之大，非执儒之
一涂所能尽。”①其他如刘锡鸿、薛福成、黄遵宪、郭篙煮等均持是说②。
这种说法，意在保持中华学统的独尊，对于学习西方进步思想十分不
利。而吴虞是文，则意在表彰墨学，鼓吹西方进步思想，反对君主专制，
倡导思想言论自由，对反封建、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一
定的推动作用。

易白沙的《述墨》极力赞扬墨家精神对振奋民心的积极作用，谓“其
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极端推崇墨家科技的救国之效，谓
墨家“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
焉”。易白沙还针对时弊，一一分析“非攻之说不可缓也”、“节用之说不
可缓也”、“兼爱之说不可缓也”、“天志明鬼之说不可缓也”，极力阐扬墨
家学说对振救时弊的推动作用。

但此期亦有继续辟墨的论说，批判韩愈的“孔墨为用”说，如蒋彤
《丹棱文钞》卷一《书墨子后》、《再书墨子后》等。这是历代“辟墨论”的
延续。而亦有结合西学批判墨家学说者，如胡思敬《读墨子》谓：“孟子

①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四，238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② 参见秦彦士：《墨子新论》,130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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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兼爱而不及尚同，或以其言有合于天下完一之旨而未见其书钦？其
书如非乐、节葬、明鬼、非命诸篇，词多鄙浅，不足以惑众；惟尚同之说，
新奇可喜，暗与西制相合，吾意后世必有贪功喜事之人，缘饰其辞，径欲
施之天下以毒吾民，因发覆而A$之。”其崇扬儒学、维护封建制度、反对
西方民主制度的态度甚为明晰。这一现象，亦是墨学研究中“辟墨论”
的新现象，亦应加以注意。

第三节 ．F辩逻辑与墨家科技研究

此一时期的墨辩逻辑与墨家科技整理、研究著作有：沈湛钧《墨子
经说校正集解》二卷、冯涵初《光学述墨》、殷家隽《格术补笺》、郑文悼
《辑注王ICJ运墨子经说上下篇注》和《批校张皋文墨子经说解》及《墨经
古微》、王仁俊《墨子经说疏》一卷和《格古致微》、张子高《墨经注》、栗调
甫《名经注》、章太炎《释名》、张煊《墨子经说新解》。

此时期的墨辩逻辑与墨家科技研究，不仅像以前那样，在《墨子》整
理注释中，或在《墨辩》六篇和《墨经》四篇整理注释中，对墨辩逻辑与墨
家科技加以解说、发挥，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的论述。

一、墨辩逻辑论析专著
此时期墨辩逻辑研究专著之卓有成就者，当推梁启超、胡适、章太
炎之作。梁启超结合西方逻辑学理论，剖析墨家辩说体系。胡适结合
美国实证主义的逻辑方法去解释墨辩逻辑体系。章太炎则在《墨经》辩
说、《荀子》正名及与佛家因明学说对比中，解说名辩逻辑。

梁启超有《墨子之论理学》，载于他的《墨学微》中。《墨子之论理
学》，首论墨家论理学之作用，谓论理学是“一学说之独立”并“排斥他人
之谬误”的“城壁”；“欲论墨子全体之学说，不可不先识其所根据之论理
学”。然后用较多的篇幅，探讨了《墨子》特别是《经说上》、《经说下》、
《大取》、《小取》、《非命》诸篇所反映的墨家论理学法则。

梁氏归结墨家论理学所用之定义有“辩”、“名”、“辞”、“说”、“实意
故”、“类”、“或”、“假”、“譬”、“伴”、“援”、“推”等。归结墨辩所用类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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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论理学公例的法式，主要是据论理学上内包外延之例以明全称名词
特称名词之异用：凡主宾两词之质量相等者则可以互为主宾，凡主宾
两词之质量相包相延者则不能互为主宾。以此为基础，梁氏分析了
墨家在论述自己的兼爱说、天志说、非攻说、明鬼说时，对归纳法和三
段论演绎法的运用。这是我国近代逻辑学研究和语言逻辑分析的开
山作，架调甫论此日：“到梁任公所著《墨子之论理学》出，乃有辩理
之谈。”①

关于梁启超研究墨辩逻辑的成就，我们还要在后边用专门讨论。
梁氏之前，对墨家逻辑有所涉及、有所论述的清代学者还有傅山、
孙治让和曹耀湘。傅山《墨子大取篇释》将《墨子 ·大取》“以形貌命者”
解为“实指之词”，“必知是物为某物”；将“不可以形貌命者”解为“想象
之词”，“不能确知是物为某物”。②类似于近代逻辑学所谓的实体概念
和属性概念。傅山注《大取》之“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解
为“因有异也，而欲同之。其为同之也，又不能混同”，因而各有其异③，
以辩证观念解释《墨子》的同异问题。傅山解《墨子 ·大取》，有与近代
逻辑学相合之处，惜其数量太少。孙治让虽已认识到“《经说》上下篇，
与庄周书所述惠施之论，及公孙龙书相出入”④，但他在注《墨经》及《大
取》、《小取》篇时，却较少涉及到逻辑层面。曹耀湘也是这样，他虽在
《墨子笺 ·经说下 ·附记》中谓“九流中名家典籍久已网微，《庄子》末篇
略述惠施辩说，不过存其目耳。其散见于此数篇中者”较多，但他却不
能一一指明，不能从逻辑角度加以解释。而稍后之梁启超，却能借助西
方近代逻辑学知识，对墨家逻辑辩说进行综合论说和具体分析，这是他
比前辈和同时代学者的高明之处，也是他对墨家学说研究论说的最大
贡献之一。附带说 明，梁 启超在 十数 年后刊行 的《墨经校释 》，
于墨家逻辑辩说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并断言《墨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① 栗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②③ 傅山：《墨子大取篇释》，清宣统三年山阳丁宝锉太原节署刊《霜红完集》本，卷
三十五，6-7页。

④ 孙治让：《墨子间话 ·墨子序》,3页，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石家庄，河北人民
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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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逻辑著作之一，①从而将墨辩逻辑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胡适有《先秦名学史》中的第三编《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论墨辩逻
辑。该书是作者于 1915年 9月至 1917年 4月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
学哲学系为申请博士学位撰写的学位论文。原用英文写成，1922年
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82年由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的部分同仁
译成中文，学林出版社于 1983年出版。《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论
述了墨辩逻辑学中的“三表法”及演绎法、归纳法等，较梁启超的墨
辩逻辑研究，更多受西方逻辑学影响。这些，我们在后边还作专门
分析。

章太炎《原名》涉及墨家名辩逻辑。《原名》，载《章氏丛书》之《国故
论衡下》。该文先述先秦正名之源流，而后谓“自惠施、公孙龙，名家之
杰，务在求胜，其言不能无放纷；尹文尤短。察之儒墨，墨有《经》上下
篇，儒有孙卿《正名》，皆不为造次，论辩务穷其抵。鲁胜有言：‘取辩乎
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墨翟、孙卿近之矣。”推崇墨家、儒
家的名辩体系。所以，接下来章太炎便举《墨经》所论，荀子所言，及佛
家因明学说，相互比较，以论名辩逻辑。

章太炎举《墨子 ·经下》“知而不以五路 ，说在久”，及《经说下》“智。
以目见，而H以火见，而火不见。唯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
〔见］②”，并举荀子“缘天官”论，与佛家“九缘”说，论立名之所成。举
《墨子 ·经上》“名，达、类、私”，及《荀子》“别名”、“共名”之论，与佛家
说，论立名之类别。举《墨子 ·经上》“知，闻、说、亲；名，实、合、为”及
《经说上》“知。传受之，闻也。方不瘴，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
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藕，合也。志行，为也”，及因明之“现量”、“比
量”、“声量”等，论说立名之种种途径。

又比较各论辩体式的优劣，谓：“辩说之道，先见其旨，次明其抵；取
譬相成，故物可形；因明所谓宗、因、喻也。印度之辩，初宗，次因，次喻。

① 梁启超：《墨经校释 。自序》,1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
1989,

② 章太炎引无“见”字，今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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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之辩，初喻体，次因，次宗。……《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
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喻体，即大前提；因，即小前提；宗，
即结论。章太炎举《墨子 ·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及《经说下》“故。
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wA。大故，有之必无然①，
若见之成见也”，还有《经上》“分于兼谓之体”、“无序而取前谓端”诸说，
与因明学比较，来分析因明辩式与墨家辩式的优劣。谓：“今设为量曰：
声是所作（章太炎注：因。），凡所作者皆无常（章注：喻体。），故声无常
（章注：宗。）。初以因，因局，故谓之小故。无序而取前，故拟之以贵o
次以喻体，喻体通，故谓之大故。此凡所作体也，彼声所作节也，故拟
以见之成见。因不与宗相M切，故曰有之不必然。无因者宗必不立，
故曰无之必不然。喻体次因，以相要束，其宗必成，故曰有之必然。”
章太炎的结论是：“验墨子之为量，固有喻体，无喻依矣。……大秦与
墨子者，其量皆先喻体，后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其短于
因明。”

最后，章太炎论述了“说知”即推理与“亲知”即经验对定名即了解
事物本质的不同作用，对“以说者不若以亲”即极端经验论提出质疑，谓
“世未有尽验其然者”。在论述中举《墨子 。经下罗知其所以不知，说在
以名取”、“无穷不害兼，说在盈否”及“不知其数而知其尽也，说在明者”
等作为论据，阐明观点。

总之，章太炎的《原名》是一篇在墨辩与因明比较中，重点论述名
辩的论文。其墨辩喻式劣、因明喻式优的结论似可商榷，但其文在墨
辩研究中首开墨佛论辩比较的开创之功，在墨学研究史上却是应当
注意的。

二、《墨经》校释中的墨家逻辑和科技研究
继清末“西用中体”思潮中的墨家科技解说之后，此时期仍出现了
不少在注释中解说墨家逻辑、科技论说的著述，如沈湛钧《墨子经说校

① 章太炎谓“无“，字为“羡文”。孙治让谓此句当作“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见孙治让：
《墨子间沽 ·经说土s‑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20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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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集解》二卷、郑文悼《辑注王间运墨子经说上下篇注》和《批校张皋文
墨子经说解》及《墨经古微》、王仁俊《墨子经说疏》一卷、张子高《墨经
注》、栗调甫《名经注》、张煊《墨子经说新解》等。另有冯涵初的《光学述
墨》、殷家隽的《格术补笺》、王仁俊的《格古致微》等亦对墨家逻辑和科
技作了论说。

这些著作，今大都难以寻觅。沈湛钧《墨子经说校正集解》，在光绪
间印《知非斋丛书》中，顾实《墨学书目考》曾予以著录。郑文悼《辑注王
阎运墨子经说上下篇注》和《批校张皋文墨子经说解》，均为稿本；其《墨
经古微》，严灵峰《墨学书目》据《国故月刊》第2期所登薛祥绥、张煊《征
书启事》所云“欲购郑文悼《墨经古微》等书”而予著录。陈柱《墨学十
论 ·历代墨学述评》曾云“稍前于梁氏（启超）而与孙（治让）并时治墨
而不为后人所注重者，尚有四家 ：一王树榕，二吴汝纶，三王IM运，四
郑悼。郑书自以为过孙氏《间话》，今不存”。严灵峰《墨学书 目》云
“疑郑悼字文掉，原属一人”。而顾实《墨学书目考》亦以陈柱所谓“郑
悼”即“郑文悼”。王仁俊《墨子经说疏》，《贩书偶记》著录云“底稿本，
又名《墨子经注》”，后再不见有人读过的记载。王仁俊《格古致微》，
殷家隽《格术补笺》、冯涵初《光学述墨》，栗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曾
介绍 曰：“清世之治《墨子》者，大别有四。……二曰物理，为据《墨
子 ·经》上下而研讨其光、重、几何之说者也。”①栗调甫《名经注》，据
其子栗登、其女栗汝珠回忆，作成于 1911年，未刊本。昭和 15年日
本出版《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介绍为《墨子校注》②。这些著述，
大多未刊未印。个中原因，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方法方面的，因其方
法仍为清儒比附法以注《墨经》，仍为引西方知识以说墨家科技与逻
辑，与张惠言等注无甚特异，而张注又被孙治让《墨子间话》吸收而广
为流传，故不彰显。

上述此时期《墨经》研究著述中流传广泛者，为张煊《墨子经说新

① 载《华北 日报》,1935年 4月 22日、29 H之《图书周刊》，第 25,26期。
② 架登，栗汝珠：《架调甫与墨子》，见《墨子研究论丛》（二）,579页，济南 ，山东大学
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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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著先刊登在 1918年北京大学《国故月刊》第 2,3期内，后被严
灵峰收人《无求备斋墨子集成》。又有栗调甫《名经注》注文 10则，附于
孙碌 1926年写成的《坚白离盈辩考证》中。

（一）张煊《墨子经说新解》

《墨子经说新解》发表部分，仅释《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止以
久也”、“体分于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六条及相应
《经说》文。前有《弃言》，谓“妄引新说以解《墨经》”。又有《经说作者
考》，云“《墨经》殆墨翟所作，以教生徒者也……《说》之作，盖略后于
《经》，殆为弟子讲解时随手所录”。

所释各条，每条先顶格列《经》文，次行降一格列《说》文；其中所校、
删除之文字外加圆圈，增添或更正之文字外加方格。其下是释文，另段
降一格排列。再下是校语，亦另段降一格排列。

其解说方式，按“旁行读”次序，分上下两行列释，中隔以界栏。上
栏释“故”、“体”、“知”诸条，下栏释“止”、“必”、“平”诸条。其解说方法，
虽仍用清儒习用的以西方科技、逻辑知识疏释《墨经》的旧法，但作者之
西学知识，较其他清儒丰富而深刻得多，所以他不但能对《墨经》某些关
键语词注出相应的英文，而且解说中亦得西学底蕴。如“故，所得而后
成也”及相应《说》文之新解：“此条乃言因果律The low of causolity中
因Cause与果之关系者。故即因也，所成者为果，所得而成者为因。一
事之成，非必一因；或合众因，以成一果。墨氏分故为二：各因之总，则
谓大故：以各因言，则谓小故。譬于见之成见，盖多故矣”。然后分析目
见物之六故等。这种分析方式及某些解释成果，都被后来梁启超《墨经
校释》等著作借用、吸收。

《墨子经说新解》在科技条文的解说中，能把中西方科技知识较为
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如其解“止，以久也”及相应《经说》文，曰：“久，时
间也。……吾人谓物之止于前，必有时间以限之，日‘某时者，斯物未
动’，言方能立。无论静止、行动，皆当以时间为之准；无时间，则为止、
为动，皆无由知”。取不同角度，去观察物体的不同形态，这是庄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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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的辩证思维方式，①战国中后期被名辩家所光大，形成了思辩哲
学。②此论物态的静止、行动，即取传统的思辩哲学视角。但将时间
与物态结合在一起论述，却是西方近代力学知识所包含的内容。作
者将这两种思想与知识 自然地融合运用，表现出作者对中西学术的
娴熟掌握。

联系《经》、《说》其他各条，作出分析，亦是此文解《墨经》科技条文
的特点。在“止，以久也”的新解中，作者曰“墨氏分时为二，一曰有久，
一曰无久。‘始’下云‘始，当时也’；《说》日‘始，时或有久，或无久。始
当无久。’观此，则无久者，酒分时间至无穷小之谓”。此是联系《经上》
“始，当时也”及相应《经说》文来解释时间可分至“无久”，即无限短。作
者又云：“此无穷小之时，若谓有间，则尚可分；若不可分，则已无间。此
无间之时，但限于此，不与他时发生关系，则称无久。有久者，时间可量
之谓。”这是结合《经上》“沪，间虚也”的有间、无间概念，以有形之理比
说无形之时段概念。通过这样前后《经》文相互联系的解说，将墨家诸
科技知识融为一体，很好地表达了概念含义。

分析中的细致人微的思维和推理，是此文解《墨经》科技条文的又
一特点。在上述“止，以久也”之条文的解说中，作者又联系《庄子 ·天
下》所云“w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来解说“若矢过楹”，谓：“矢行过
一空间，必留若干时。分时至不可分之一点，即此一点而观，矢当留一
地，是不行也。然矢之行，非能自动，必借外力。若矢已止，则自一时至
第二时之间，矢当不能复行。”将外力推动下矢的运动过程，在思维中分
成若干小小的时段，指出在推力与阻力平衡之一小时段中，矢是静止
的，来进一步解说时间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没有细密的思维能力和
推理能力，是难以作出如是论说的。

解释之后，是较长的校正文字，分析衍、误、夺诸类，加以改正；并分
析毕沉、孙治让等校注之正误；还详细解说校改理由。如“故”字条校

① 见《庄子 ·逍遥游》等，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
版社，1986,

③ 见《庄子 ·天下》论名家，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222 224页．石家庄，河北
人民出版社 ，1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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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大故有之必无然’之‘无’字，煊窃以为衍文。孙仲容则谓当作‘有
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缺一，即必不然，已见上文。大故即为小故
之总，复加‘无之必不然’一语，实为费辞。然从孙说，不过文不简净，外
无他病，故两存之。‘体也若有端’一语，前人疑为‘体分于兼也’之说错
简至此者，窃以为非。‘体也若有端’凡五字，若为错简，是《墨说》每简
五字也。然自‘故’至‘然’共十三字，三简则不足，两简则有余。即‘故’
字为标题，当空一格而书小字，亦尚不足三简。故知错简之说，不能成
立。且《经说》每条之上，各有标题。若以‘体’字为标题，则下不辞。
‘若见之成见也’一语，王壬秋亦移‘体分于兼也’之下，更误。孙氏改下
‘见’为‘是夕，亦误。”

其他各条解说和校正亦能如是分析人微，只惜其未竟篇。

（二）亲调甫《名经注》

栗调甫《名经注》，其子女回忆作成于 1911年，但未发表刊印。在
20年代的《墨辩》大讨论中，孙碌应其师栗调甫之命作《坚白离盈辩考
证》，后附《名经注》释文10则，收人 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栗调甫
《墨子研究论文集》，使我们得窥《名经注》的体例及解说《墨经》的部分
成就。

其注先列《经》文，后另行列《说》文，再别行以“案”字领起栗氏注
语；在《经》文、《说》文中以圆括号标出栗氏校语。

与孙碌论文内容相对，所选《名经注》10则，都是关于“坚白离盈”
的论说条文，在注文中贯彻了栗氏的“坚白有离盈两宗”之说。如《经
上》“樱，相得也”，栗氏谓“此为樱字立界……实兼释坚白盈”。又《经
上》“坚白，不相外也”及《经说》文，栗氏谓“此为墨子立量破离宗之辩
也。《经说》以异处不相盈之为相外，即反证坚白之为不相外；因其同处
而相盈也”。复如《经下》“宇久不坚白”云云，和《经下》“无久与宇，坚
白；说在因”及《经说》“坚得白，必相盈也”，栗氏谓：“此为墨子限定可离
之条件，实离盈两派学者辩论中最主要之学说。……墨子立此两章之
义：第一，凡二事不在同一时间及同一空间所见者，便非坚白。第二，凡
二事在同一时间及同一空间所见者，方为坚白。”这些解释，将墨家的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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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论— 主“盈坚白”，即坚白合一论，与辩者的坚白论— 离坚白，即
坚白分离论，区别得清楚明白，并指出“久”与“宇”即时间和空间，是坚
白论之离、盈两宗学说所以出现的关键。

这一论说，栗调甫在他 1922年评说梁启超《墨经校释》的专文《读
梁任公＜墨经校释）））中，曾有过系统表述。他说：“我以为坚白是最古的
辩论，并且与后来名家的关系很大。据《庄子 ·天地篇》，孔子问老腆曾
说过‘辩者有言日，离坚白，若悬寓’的话，这是发生在墨子之前的。辩
者离坚白，是说石头的‘坚’与‘白’二者分隔成为独立，如‘宇’与‘久’那
样的。……我叫着这一派是离宗。墨子是首先反对离宗的人，他的意
思，是说‘坚’与‘白’同属于一块石头，既然无一处不坚，无一处不白，
说是坚无不白，白无不坚，坚与白相盈而不相外了。他又说宇久不
坚白、坚白无宇久的话，以破辩者‘若县灌’的譬喻，我叫着这一派是
盈宗。”①栗氏此论，最可注意者有二，一为区别《墨经》中所记坚白论
有离、盈两宗；一为论证墨子之前已有“离坚白”学说，并非 自公孙龙
时方有。

依据这两点认识，栗调甫对《墨经》中“坚白”论说，区别为辩者主
“离坚白”以洁墨家，墨家以“盈坚白”来驳辩者，孙碌曾把《名经注》中此
类论说列出数条。如《经下》“不可偏去而二；说在见与俱，一与二，广与
修”及《经说》“坚白：见不见离；一二：不相盈；广修：举不重。”栗氏谓“明
坚白之不可离”，是墨家的正面论说，《说》文乃“系说者引离宗之言，用
以反证经文者”，是辩者的反面论说。又如《经下》“于一，有知焉；说在
存”及《经说)"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可。”栗氏
谓：“此破离宗坚白偏举其一之说也。……盖离宗谓坚白为石，虽同一
体，但因见白无坚，故可以偏去其坚以为特立之石，是故于一有知焉，有
不知焉；而举白者不知其所不举之坚可也。然墨子则谓不知其所不举
者，必其为不相尽之体樱；……若夫坚白，虽由于手目异任，而有知与不
知：然究竟石为全在，而无云存可言也。……《经说》盖约其说（指离宗
‘离坚白’与见不见之关系— 引者注）而许其有知有不知之可，不许其

① 栗调甫：《读梁任公（墨经校释）》，载《哲学》，第7期，1922年 H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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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有不知离也。”此乃结合认识论而列出的坚白之离、盈两宗的论辩。
栗氏又以为此两宗还结合二名实说”来辩论这问题，如《经下》“有指于二
而不可逃；说在以二亲”及《经说》文．栗氏谓：“盖名必有实，实必有指。
夫举白，所指在石；举坚，所指亦在石，是坚或白有指于二（石）而不可
逃。”也就是说，无论“坚”与“白”，从“名”上怎样分离，从“实”上讲，它们
还存在于一体。

附带说明，先秦时期的“离坚白”与“盈坚白”之辩，只是两家认识问
题的角度和方式不同。离宗从“名”上考察，盈宗从“实”上立说；离宗取
离析认识方式，盈宗取综合认识方式。两者都是人类认识深人发展的
表现。但是，后人往往拘于《庄子 ·天下篇》对公孙龙“离坚白”的记载，
又谓《庄子 ·天地篇》记孔、老“离坚白”问答为寓言，故认为战国中期才
有“坚白之辩”。由此带来了墨学史上两大研究误区。其一，谓《墨经》
之“坚白”论述乃出于公孙龙等，故视公孙龙等为《墨经》作者，因谓其为
“后期墨家”；“坚白之辩”既是战国中后期才有，墨子时不当有，故墨子
不当为《墨经》作者，至少《经下》不出于墨子。此失误发端于胡适作于
19工7年的《先秦名学史》和其于 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
一卷）。其二，不知“坚白论”中有“离坚白”和“盈坚白”两大对立观点，
故分不清《墨经》“坚白”诸条中哪些为墨家的“盈坚白”论说，哪些是引
述辩者的“离坚白”论说，因而误释强释。架调甫之前的《墨经》注释，如
张惠言《墨子经说解》、梁启超《墨经校释》等，无不存有如此失误。亲调
甫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结合彼时人的时空观、认识
论、正名说等，细细分析《墨经》中诸“坚白”论说，更正了这两大失误，在
墨学史上应当具有重要地位。只可惜其《名经注》久未问世，直到 1922
年发表《读梁任公（墨经校释）》才公布这一研究结果，使 20世纪初的
《墨经》研究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栗调甫此观点公布后，大多学者
都赞同这一观点，依此解说《墨经》中“坚白”诸条，并参考它来审视《墨
经》的作者。

栗调甫的《名经注》，在墨学史上应具重要地位。只可惜至今未出
全本，据云其稿亦毁于十年浩劫。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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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此时期墨学研究的成就与方法

1900-1918年的墨学研究。分为《墨子》整理、墨学义理研究、墨辩
逻辑与墨家科技研究三大类。

综观1900-1918年的《墨子》整理，基本是延续着清代墨学整理的
方法。除王景曦《墨商》、于0' ((墨子校书》等札记著作中对《墨子》某些
条文的精深研究外，王A运《墨子注》、曹耀湘《墨子笺》、尹桐阳《墨子新
释》等全注本各有不同的成就。其成就除在《墨子》文词的话释中有某
些超越清人的地方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试图将《墨子）)53篇区分为几大类，如王阁运《墨子注》分“墨
子七十一篇上”、“墨子七十一篇中”、“墨子七十一篇下”和《墨经》四部
分，这便启发了后人对《墨子》篇章的分类研究，为探讨《墨子》篇章的不
同作者打下了基础。

其二，其尤应注意者，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对《墨经》部分的重视，因
而取得了对后代甚有影响的成就。（一）继孙治让在《墨子间话》中注意
《经说》中的标目字问题后，王fm运《墨子注》于《经说》文首字或首二字
下空格以识别之，曹耀湘在此基础上更明确提出《经说》文“必取章首字
以识别”，已明确论到体例问题，他们成为梁启超《墨经校释》“旁行读”
体例总结的基础。（二）由于此时期西方科技知识的系统传人，为不少
墨学整理者所接受和掌握，所以在此时期《墨经》整理方面，有不少可取
的成果，如尹桐阳《墨子新释》中的《墨经新释》部分。

其三，对《墨子》之《备城门》以下诸篇的特别重视，亦是此一时期
《墨子》整理中应予注意的现象。大冶县知事尹桐阳在他的《墨子新释》
中，结合实际守城经验来注释《备城门》以下诸篇的城守器械和守城战
术，其成果多为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所借鉴。

其四，由于西方近代研究方法的传人，此时期墨学整理中的综合论
说，已呈现出由考据向义理研究过渡状态。如曹耀湘《墨子笺》中各篇
末的附论，甚有可取之处。

但由于作者国学功底的差异，此期的墨学整理并没有做到“后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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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特别是在字词诊释方面和文字校勘方面，基本没有超过孙治让《墨
子间话》的水平。

此时期的墨学义理研究，是在前代墨学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19
世纪末叶，外侮人侵，纲常废坏，时人提出以墨家学说振救国弊，抵御西
学。20世纪初，进步士子倡导以墨家思想启蒙民众，改革现状。他们
倡导发扬墨家学说中的民主思想，学习墨家的去私献身精神，具有强烈
的现实意义。如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中号召学墨家以“去私”，如觉
佛在《墨翟之学说》中以墨家精神“策人进取之心”，易白沙在《述墨》中
主张效法墨家的“勇于救国”精神。“五四”反封建、反迷信、倡科学、兴
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此时期进步人士倡导墨学有一定作用。

此时期的墨辩逻辑研究，既有对《墨经》条文的注释、解说，如曹耀
湘《墨子笺》中《墨经》四篇的笺注；亦有综合性研究，如梁启超的《墨子
之论理学》。其间的共同特点，在于借西学知识、西学方法来研究墨辩
逻辑。又有章太炎《原名》，对比佛家因明学，来论墨辩论式与因明论式
的优劣。较为熟练地借用西学知识，与传统学术相融来解墨家学说，成
为此时期墨辩逻辑研究的新方法。墨家科技研究亦如此，借助西方科
技知识来解说《墨经》诸论。如张煊《墨子经说新解》，借用西方时间、空
间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思辩方式结合起来，去解说《经上》“止，以久也”
的抽象论说，并辅之以细密的思维和推论，故能作出清晰、明白的解说。

总观此时期墨学研究方法，虽依然沿清末开创的借西学知识、西学
方法来整理、研究墨学的旧法，但由于研究者多能对西学知识熟练把
握，又能融合中国传统学术方法，较为自然地相融在一起运用，故能将
墨学研究推进一步。他们所运用的细密思维解析方法，对下一时期的
墨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张煊解《墨经》诸方法对谭戒甫《墨经易
解》的细密分辨的影响。他们借西方表达方式的墨学义理研究表述方
式，亦对下一时期的墨学义理研究表达方式产生了影响。这点，我们将
在下章关于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方法中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