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墨学研究史／郑杰文著一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0世纪人文学术史研究丛书） 第59~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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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 59

第一节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 59
第二节 胡适的墨学研究 92
第三节 墨学研究方法的划时代转变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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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梁启超与胡适的
墨学研究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墨学研究界出现了两位大师级的
人物，这便是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抱着改良时政、启蒙国民的热切愿
望，研究墨学，宣扬墨家思想。胡适则以冷静的态度，熟练地运用西方
研究方法，去发掘墨辩逻辑和墨家哲学的应有之义。

第一节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

梁启超在《墨子》文本整理、墨家义理研究、墨辩逻辑研究、《墨经》
研究诸方面，都取得了超越清儒的成就。

一、梁启超其人及其墨学研究起因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
会人。1889年参加乡试，中举，受考官李端粟赏识。次年拜康有为为师，
从其治心学、今文经，兼涉西学。1895年赴北京会试，随康有为发动“公
车上书”。同年八月，参加康有为创办之强学会，任书记员；又主办《万国
公报》，鼓吹变法。1896年至上海办《时务报》，著《变法通义》等，宣传维
新思想。1897年应聘至湖南长沙主持时务学堂，改革学政，聘用新教师，
并与谭嗣同一起组织南学会，办《湘报》等，鼓吹变法革新，宣传民权思
想。1898年参与变法维新，失败后亡命日本，办《清议报》。1899年与康
有为组织保皇会，主张维新、保皇。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宣传启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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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研究墨学，连续发表了《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倡导以墨家
学说振救时弊。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与《民报》论战，反对资产阶
级革命，主张君主立宪。1911年辛亥革命后，鼓吹仿英国制度，虚君共
和。1912年回国参政，曾任进步党理事、袁世凯政府司法部长。1915年
反对袁世凯帝制，任两广都司令部参谋、军务院政务委员长。1917年任
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督办。1918年赴欧考察，1920年春回国．指
责“欧洲文明”之弊端，宣扬中国文明能治世，主张尊孔读经。其后弃政
从文，1921年出版《墨子学案》,1922年出版《墨经校释》。曾任清华研究
院导师、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1929年1月19日病逝
于北平。有《饮冰室合集>?',148卷传世。

梁启超是一个思想敏锐、政见多变的人物，即他 自己所言“尤病在
无恒，有获旋失诸”①。见康有为前．他习八股，崇古文经学；师从康有
为后，他崇尚今文经学，从其“张三世”说中推导变法革新之理，宣扬维
新；虽曾一度反对民主革命，但又任民国政府要职；曾崇尚西方文明，最
终却以宣扬尊孔读经为归宿。然墨学研究，却是跨越他几个思想发展
阶段的连续不断进行的工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梁启超对墨学的热爱，始于孙治让的引导。梁启超于《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十四《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2) 墨子》中自注：“（《墨
子间话》）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
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孙治让，字仲容。
《摘庙述林》卷十收有孙治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书中言：“《经》《说》
诸篇，……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
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
覆事审校，似有是相证明者。”遂举《经上》“批，有以相樱，有不相樱也”
与《几何原本》平行线定义相比，又谓《经说上尸无久之不止”及“有久之
不止”“似即力学永静永动之理”，谓“《经下》云‘火不热夕，似亦热学之滥
筋”等。后云：“近欲博访通人，更为《墨话》补义，倘得执事赓续陈、邹两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S2页引梁启超题其女令娴《艺蓄馆日记YWI北宗 、东方击一
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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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绪论①，宣究其说，以晌学子，斯亦旷代盛业，非第不俊所为望尘
拥彗、翘盼无已者也。”孙治让此时作为名振中天的宿儒，对文名尚未高
涨的后辈寄以如此厚望②，怎能不激起以情绪化著称的梁启超的激动
与热情？

然此仅梁启超热爱墨学之一因，其主要原因，当为梁启超救国救世
与墨家兼爱非攻诸论相合契。在孙治让赠书的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
中，中方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爱国知识士子的公
愤，发生了“公车上书”事件。同时，中日甲午海战宣判了“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梁启超敏锐地指出：洋务新政搞了几十
年，中国不但没有富强，结果一仍其旧，正所谓“练兵如不练”，“开矿如
不开”，“通商如不通”，“兴学如不兴”，而其他“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
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总之，“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
也，即吾向者所谓补直罐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
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③因此，梁启超主张：审时度势，惟一
救中国的办法不在堵塞漏洞，而在于变法，在于实行君主立宪，在开明
君主支持下，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实行资本主义改革，
学习西方，开放民权，发展资本主义。与此相联系，他针对洋务派的“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主张。

所谓“以群为体”之“群”，即“天赋人权”之“人”。“以群为体”，即开放
民权，改革封建专制政体。他设想的民权政治的要点是：人人有自主之
权，各尽其力，各得其利，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
焉，如此则天下平矣。④这些论说，与墨家的兼爱交利说有相通之处。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亡命日本，认识到启蒙民众对变法救国的重要

① 陈m有《墨子读书记》，邹伯奇有《墨子经说》等，均以研究墨家科技闻名。
③ 孙治让《墨子间沽》初版活字本印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梁启超于《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中言孙治让赠其《墨子间话》时 23岁，古人以虚岁计，当 1895年，是孙治让于书印
成次年即寄梁。其年梁始随康有为“公车上书”，始露头角，故言“文名尚未高涨”。

③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8-9页，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书
局 ，1989

④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1107-110页，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一，北京，中华书局，
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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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认为国家富强，须从教“民”做起，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
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输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嚓、筋脉
已伤、血输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
而国犹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①
怎样才使百姓成为“新民”？首先要有“公德”。梁启超说：“我国民所最
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
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
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
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②此所谓“公德”，与墨家人人爱
人、人人利人之“兼相爱交相利”说颇多相通之处。其次，新民要有进取
心，要有实践精神。欧美的强盛，正是靠了无数有进取心、有冒险精神
的进步人士，通过艰苦努力得来的。这些，与墨家的自苦自励的实践态
度，和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献身精神有相通之处。基于此，梁启超才
在他宣扬造就“新民”的同时，接连发表了他的《子墨子学说》等文章，以
此作为救国教民的工具。他在《子墨子学说 ·叙论及子墨子略传》中呼
叫的“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 今欲救之，厥惟墨学”，正
是这种意思。

二、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
前边我们说过，墨学义理研究的专门著作，是从清末梁启超开始
的。其前虽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述说，但它们大多以序跋、札记、评说、
眉批的形式出现，显得零碎而无系统。真正对墨家思想、学说、影响、作
用等开始全面、系统研究的，当推梁启超《子墨子学说》。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先于 1904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3卷第
1,2,4,5,9,10号之“学说”栏，后收人《饮冰室合集》专集，有清宣统间
《墨学微》坊刻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墨子
集成》本等。《子墨子学说》计六章：第一章《墨子之宗教思想》、第二章

① 梁启超：《新民说》,1-2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0
② 梁启超：《新民说》,12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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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之实利主义》、第三章《墨子之兼爱主义》、第四章《墨子之政术》、
第五章《墨学之实行及其学说之影响》，依次论述了墨家的宗教学说、经
济学说、兼爱学说、政治学说以及实践精神等；第六章考证墨家后学。
第一章前有《叙论及子墨子略传>) o

梁启超 《子墨子学说》之首应注意者，为书中的墨家宗教思想研
究。此书之所以将墨家宗教思想作为开宗明义之第一章，逐句排绎了
《墨子》之 《天志》、《明鬼》、《非命》中的宗教言论，是因为他觉得，
“墨子以宗教思想，为其学说全体之源泉，所以普度众生者，用心良
苦矣”。① 这种认识，显然是受西方宗教学理论影响。梁氏研究认为，
墨家之宗教有三大内容：尊天，倡鬼，非命；并认为尊天为墨家宗教
之核心，故而他先从古人言天的类别人手研究墨家之天。梁氏认为古
人所说的天，可分为有象之天与无象之天。有象之天即有形体的自然
之天，如 《说文》、《尔雅》所释之天。无象之天又包括有灵之天与无
灵之天。无灵之天中，以命运言天者如孔子：以义理言天者如孟子。
而言有灵、主宰之天者，即墨家之天②。墨家这种天是 “人格”之
天，是全知全能的，它不但主宰了善恶报应，更欲天下人行义而恶不
义，欲人兼爱互利而非恶非贼．因而它是 “墨家兼爱学说之前提”。
而墨家 “明鬼”，在于 “检束人心”；墨家 “非命”，在于劝人勿 “偷
息”；它们是墨家 “天命”学说的补充和辅助。梁氏的这种研究，打
通了墨家天、鬼、人之论说间的内部联系，在墨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清代以前人论墨家义理时，仅在与儒学的对比中去发掘墨家的
治世论说，总结墨家的政治主张，讨论墨家的伦理规范，而对墨家宗
教论说的系统总结，梁启超是墨学史上的第一人。在西方宗教学启发
下的此等研究，扩大了墨学义理研究范围，给后人以重要启示。张采
田 《原墨》所论 “墨家以顺天为宗，墨家十论皆出于顺天志”之说，

①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一章之 《结论;, le is页，见 《饮冰室合集》，专集
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墨家之天为有灵之天、主宰之天，日本高漱武次郎 《杨墨哲学》曾详加论述，参
见 《杨墨哲学》之 《墨子哲学》第二章第一节 《天论》（明治三 十五年东京金港堂书籍株式
会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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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梁氏此说的发挥。

墨家宗教思想研究之外，《子墨子学说》第二章《墨子之实利主义》
对墨家经济思想的系统论说亦具有开创性。首先，梁氏指出墨家学说
的突出特点是不讳言利，“且日夕称说之不去口”，因而得出结论“利之
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也”。其次，梁氏逐一分析了《墨子》书言
利之论的规律是“多以爱利两者并举”，“其所谓利者，殆利人非利己
也”。再次，梁氏举《墨子 ·七患》“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诸句，指出墨
家已认识到“生计与道德有密切之关系，故欲讲德育，必于生计问题植
其大原”。这种说法，本承孔子学说而来。孔子答冉有之问，谓于民“富
之”，然后才可“教之”。①墨子曾学孔子之术，②此当为所学之一。梁
氏此论，指出了墨家经济学说的特点：以利他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
途径，以治理社会为根本 目的。从此出发，梁氏分析，墨家为了给民
实利以利于“教之”，故倡节用，故倡节葬，故而非乐，因而形成了较为
严密的社会治理论说，区别了墨家以利为先与儒家以礼义为先的治
世理论的根本不同。

梁氏还结合西方心理学来分析墨家“以利为先”的经济学理论的合
理性，从“利己者，人类之普通性也’，人手，分析墨家实行“爱利天下”，是使
天下人皆爱利别人的手段，是讲明：利人然后别人才利你，利人者天必佑
之，利人才能使“吾良心泰然满足”。从而第一次挖掘出墨家学说宣传中
的心理层面措施，这在墨学研究史上为第一次。

20世纪的墨学义理研究者大都指出，利与爱是墨家学说之两大要
义。此一论说的开创者是梁启超，他在《子墨子学说》第三章《墨子之兼
爱主义》中集中论述墨家的“兼爱”学说。首先，梁氏在排比世上五种不
同爱中，阐述墨家兼爱之伟大、之切实可行。谓有“惟爱灵魂者”，固而
恶其躯壳，不爱灵魂载体之身体，显然“不能行于普通社会”；有“自爱其

① 《论语 ·子路》，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a本，28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0

② 《淮南子 ·要略》．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375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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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躯壳而不顾他人者”，如杨朱等，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于是社会
驯致灭亡”；有“以本身为中心点，缘其远近亲疏以为爱之等差者”，即儒
家“亲亲”之爱，“于维持社会秩序最有力焉”；有“平等无差别之爱普及
于一切人类”者，即“泰东之墨子，泰西之耶稣”，“实爱说中之极普遍极
高尚者也”：有“圆满之爱普及于一切众生”，即佛家之爱，“然此 自是出
世间法，一与世间法不甚相容”。其次，梁氏探讨了墨家宣传兼爱之直接
原因，谓起于救世之需，因墨家以为战争、篡夺、乖怜、盗窃、欺诈这些社
会动荡、混乱现象，皆由人们“不相爱始”。只有实行兼爱而不是“别
爱”，才可治理社会混乱，制止社会动荡。这便指出了墨家兼爱学说的
社会政治作用。

但是，梁氏并没有像过去的墨学研究者那样对墨家的兼爱只唱赞
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墨家兼爱学说的理论缺陷和不合当时社会要
求的空想性。梁氏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分析墨家“所谓爱人身若其
身、爱人家若其家、爱人国若其国”的论说，“仅为一至善之理论，而断不
可行于实际”，因为人人都不可能无尽止地只奉献、只爱利别人，因为天
下人中“固有爱之非所以利之而反以害之者”，因为“极端利他主义，必
不能为学说之基础”。其最终的结论是：“以现在社会之眼观察墨子，诚
见其缺点；若世界进而入于墨子之理想的社会，则墨子之说，固盛水不
漏也。”①也就是说，墨子兼爱理想具有超前性，不切合改造当时之社
会现实的需要。这种评说，标明梁启超是一个社会实践家，并非只是一
个理想主义者。这些评说，大概是他在参与变法维新实政中，通过反复
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

梁启超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关注墨家
的政治学论说。在《子墨子学说》第四章《墨子之政术》中，梁氏集中讨
论墨家的“尚同”学说。梁氏从国家起源论的角度探讨墨家尚同说的产
生。他认为《墨子 ·尚同上》所谓“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
贤圣，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的国家起源论，②与《荀子》的“制欲而

①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34^37页，见《饮冰室合集 》，专集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
19890

②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38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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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礼”说有相同处。但不同的是，墨家更倡导“君权神圣”，主张君权必
须上同于天，而不是像儒家那样强调君主应效法古代圣王。因而梁氏
特别指出，“墨子以法治为政术之要”，但“其所谓法者”，是“法天”。这
一分析，既回应了第一章中的“尊天”为墨家核心学说的观点，又指出了
墨家政治思想与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区别。最后，梁氏总结墨家“尚
同”说而生发的政治思想的结论是：“墨子之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
主义、社会主义也。……举国界家界尽破之，而一归于大同，是墨子根
本之理想也，……今世所谓社会主义者，以自由平等为精神，而不得不
以法制干涉为手段。墨子之民约建国说与君权神圣说所以并容不悖
者，亦明此而已。”①今天看来，梁启超的这一认识当然具有时代局限，
他没有在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问题上，去把握墨家尚同说与社会主
义学说的根本区别，这是他那资产阶级改良派世界观的局限所致。
但梁启超关于墨家尚同学说的论说，对后世的墨学研究具有很大启
发意义，后人从国家起源角度探讨 墨家 尚同说的方法，都导源于
梁启超。

梁启超总结墨家学说的主要精神在于它的实践性。在《子墨子学
说》第五章《墨学之实行及其学说之影响》中，梁氏首先论述了墨家学说
的实践意义，分析墨家鼓吹“义利同体”，“使全社会中，非实行者不得实
利”，把个人的社会贡献与社会利益联系起来，大大打破了血缘宗亲分
封赐爵制，因而是当时最可实行的学说。梁氏还在此章中分析了墨家
学说的实践精神，分析墨家主非命说，有“强耻而不舍”的精神。他从辩
证的观点入手，分析墨家虽有明鬼论，但其倡导人之精神不死，“然后视
生命不甚足爱惜，而游侠犯难之风乃盛”，所以谓“墨学可以起中国之衰
者”。梁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综观墨学实行之大纲，其最要莫如轻生
死，次则忍苦痛。……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墨学之忍苦痛则何以哉！舍
墨学之轻生死则何以哉！”梁启超如此大声疾呼推行墨家的实践精神，
发扬墨家的献身精神，是与他的社会实践经历紧密相连的。戊戌变法，
众君子轻生重国，大声疾呼变法，其不为己而为国家昌盛、民族富强之

① 梁启梁：《子墨子学说》>41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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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昭然，此为梁启超之亲历亲行；谭嗣同“六君子”流血事件，为梁启超
之亲见；故梁启超大声呼求发扬墨家的实践精神、牺牲精神，以此教导
国民，以此振奋国民，以此劝导国民。

墨家义理研究之外，梁启超还在《子墨子学说》第六章《墨学之传
授》中考证墨子弟子及后学 37人。他对传统的“墨离为三”观点持辩证
看法，谓“凡天下事物，必内力充溢，然后有分衍。其裂也，正以著其盛
也”。并考证“宋妍尹文一派得力于非攻宽恕者多”，“宋、尹二子，殆墨
者而兼有得于老氏钦？吾故于《显学》篇三墨之外，别列此一派”。谓墨
子之后，墨家有四派。此为新说。

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在墨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一，是书一
改前人在序跋、札记、评说、眉批中述说墨家义理的传统做法，效法西
方，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对墨家义理进行述说，开创了20世纪墨学研究
的主流形式。

其二，是书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墨家义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其所进行的墨家宗教研究、墨家政治学说研究、墨家经济学说研究、墨
家兼爱思想研究、墨家实践精神研究等，一直是 20世纪墨学义理研究
的热门话题，从中可见梁启超学术研究的超前目光。

其三，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首于《新民丛报》上发表时，署名“中
国之新民”，因为这正是他倡导新民教育之启蒙运动的炽烈时期，所以
此文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精神。梁启超从他那启蒙新民，然后
建立新民国家的政治宣传 目的出发，去分析墨家诸说对教化民心、组织
新社会的政治功效和不利弊端，满怀情感地呼吁发扬墨家 自苦主义的
实践精神，学习墨家赴汤蹈火的献身榜样，以为改造 日益衰败、日渐没
落的旧中国献出自身的一切。所以，《子墨子学说》饱含了激情，具有扬
励之势。而其中之救国救民的现实热情，确实是后代墨学研究者所未
能达 到 的 。

三、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
梁启超研究墨辩逻辑的专文《墨子之论理学》，原作为《饮冰室读书
录》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3卷第 1,2,3号之“谈丛”栏。因其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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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书坊将其与《子墨子学说》收为一书，刻成《墨学微》①。后一并收
中华书局 1932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九。

该文前有三“附言”。一附言论对待中西学术之态度，谓“举凡西人
今日所有之学，而强缘饰之，以为吾古人所尝有，此重诬古人，而奖励国
民之自欺者也”，这是针对清末诸儒所谓“西学源出墨子”说而发的议
论。古汉语具有多义性特点，故同一词语概念，同一语句定义，同一理
论观点，有时可作两种以上的解释。所以，在西学东渐时风中，有些学
者出于“中华学术独尊”的保守心理，千方百计地论证西方XX学说，在
我国XX书中早已谈到。这种“强缘饰之”的做法，极不利于学习西方
进步技术与先进思想。梁启超批判其“重诬古人”，并指出其“奖励国民
之自欺”之危害，表现了一个进步知识士子的清醒头脑。

另一附言讲述逻辑（Logic）之中译名，前人译为“名理”、“名学”，
“似有所未尽”．而日本人译作“论理学”。梁启超预测“吾中国将来之学
界，必与日本学界有密切之关系”，故从 日译称为“论理学”为善。日本
中古以来的学术乃至政治思想，受中国影响甚深，所以在面对西方文明
的冲击中，两国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梁启超此推测，甚有预见性。但日
本人的民族心理与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有本质的差异，所以在近现代世
界经济竞争、军事竞争乃至政治竞争中，我们都曾几度落在日本后面。
这些，却是梁启超所没有想到的。

正文开端论逻辑学对建立学术体系、论述思想观点、驳他家学说的
重要作用，谓“凡一学说之独立也，必排斥他人之谬误，而揭集一己之心
得。若是者必以论理学为城壁焉”。其具体作用是：“其难他说也，以违
反于论理原则者摘其伏，则所向无敌矣；其自树义也，以印合于论理原
则者证其真，则持之成理矣。”但是，这种对立论和驳论都甚有作用的学
说，梁氏认为在中国甚不发达，其“萌芽之稍可寻者，先秦诸子而已。诸
子中持论理学最坚而用之最密者，莫如墨子”，所以梁氏对《墨子》所载

①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 ·自叙》中说“吾昔年曾为《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二
篇，坊间有汇刻之名为《墨学微》者”，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九，墨子学案，60页，北京，中
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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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墨辩逻辑作研究。

梁氏认为，“《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但其“专言
其法则之所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
诸篇为特详”。所以他摘取这些篇章中的逻辑论说，“与泰西治此学者
相印证”，来阐述墨辩逻辑学说。

首先，梁氏对《墨子》书中涉及到的“名”、“辞”、“说”、“实、意、故”、
“类”、“或”、“假”、“效”、“譬”、“伴”、“援”、“推”等 12个概念作了解释，
并与西方逻辑学概念相比较。在比较论述中，梁氏采取了实事求是的
态度，或指出某概念含义相当于西方某逻辑词语，如“辩”、“名”、“辞”、
“说”、“类”、“或”、“假”、“譬”、“伴”等。或不甚明了者，如实指出，如释
“援”字条谓“《墨子》所谓援，其义不甚分明，不敢强解。若附会使用之，
则积叠式 Sorites之三段论法，庶几近之”。又如释“推”字条谓“《墨子》
之定义颇占奥，不敢强解”。

其次，梁氏分析了墨辩逻辑设立的诸法式。谓《经说下》“彼：正名
者彼比。彼、此可：彼 ‘彼’止于‘彼’，此 ‘此’止于‘此’。彼、此不可：
‘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
则彼亦且此此也”，即西方逻辑学“凡主宾两词之质量相等者，则可以互
为主宾”之定理。谓《小取》“其弟美人也，爱其弟非爱美人也”云云，是
西方逻辑学的“凡主宾两词之质量相包相延者，则不能互为主宾”之定
理。并讨论了《墨子》书中所论内含外延问题。

复次，梁氏用较大篇幅，分析了《墨子》书中对逻辑学演绎推理三段
论式的应用，如《大取》、《小取》中论内含外延和三段论式的运用、如《天
志》中论“天志”时对三段论（含倒装三段式）的运用，及论非攻说时对三
段论的应用。

最后，梁氏讨论了《墨子》对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综合应用。谓培根
为补亚里士多德演绎法之弊“特创归纳法”，而墨家“三表法”则已先含
演绎法与归纳法原理。梁氏分析“三表法”第一法之“考之于天鬼之
志”、第二法之“又征之以先王之书”“皆属于演绎派”；第一法之“本之于
先圣大王之事”、第二法之“下察诸众人耳目之情实”、第三法“发而为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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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政以观其是否能中国家人民之利”近于“归纳派论法”。①

梁启超这些研究论说，今天看来有不少生硬、附会，甚至曲解之处。
如墨家“三表法”，不仅仅是一种逻辑论证方法，又兼有实践验证精神。
又如归纳法发明于苏格拉底，而不是近世的培根。再如其谓“演绎法只
能推论其所已知之理，而归纳法专以研究其所未知之理”也存在着片面
认识。这些，既表现了梁启超本人知识结构的局限，也说明着在 20世
纪初西方科技刚传人中国时的某些认知局限。复如梁启超对墨家“三
表”间的逻辑关系缺乏认识和论述。墨家“三表”，第一表所谓“本之者”
是立论的基础，墨家既尊天，又法夏崇禹，故天意和禹之行为是其社会
学说立论之本原。“原之者”是第一表的内在延伸，关于天志与民意的
关系，墨家缺乏明确说明，但墨家主张世人应顺天意而行，则民意中顺
天者为真民意，逆天者为假民意，所以第二表仍以第一表为基础。第三
表是反验措施，近似于近世的实证主义方法。

但是，在 20世纪之初，西方逻辑体系刚传人中国不久，梁启超却能
结合墨家论说作如此分析与比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故栗调甫曾谓
“及梁任公所著《墨子之论理学》出，乃有辩理之谈。”②而十数年后胡
适对包括墨家在内的先秦名辩的探讨，以及后来郭沫若③、侯外庐④等
对“三表法”的评说，都是在梁氏开创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论证的。

四、梁启超的《墨子学案》
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初版于 1921年，即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年排
印本，后经商务印书馆多次重印，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5年影印
本等；又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初版排印本，台湾中
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墨子集成》本据民国十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① 以上皆见梁启超：《子墨子学说》后附《墨子之论理学》，见《饮冰室合集》，专集
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0

② 架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载《华北日报》图书周刊，第25,26期，1935年4月22,
29日。

③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一卷，122^-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④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233^-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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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影印。

该书前有梁启超《自叙》，述该书写作缘起；又有《第二自叙》，论墨
学并未中绝，而是融人民族性格中，潜移默化地指导着中华民族的是非
标准和道德观念；次《目录》；次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墨学之根本观
念— 兼爱》、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第四章《墨子之
宗教思想》、第五章《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第六章《实行的墨家》、第七
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依次论述了墨家兼爱、交利、天志明鬼、
尚贤尚同等政治、经济、科技、宗教、道德问题以及实践精神等。第八章
《结论》总括先秦、秦汉人的墨学论说。

较之于《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的思想内容有如下特点：
（一）该书之最应注意者，为其所界定的墨家社会学说的理论基础
的改变。

梁启超在《墨子学案 ·自叙》中谓此作“与少作全异其内容”。“少
作”指他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墨子学案》虽不能说与
此二著内容完全相异，但至少在对墨家理论体系的认识方面，梁启超作
了较大改动。如《子墨子学说》以为“天志”宗教思想乃墨家学说“全体
之源泉”，而《墨子学案》则以“兼爱”为“墨子之根本观念”。《子墨子学
说》开宗明义第一章为《墨子之宗教思想》，谓“墨子常以天为其学说最
高之标准者也，故不知天，无以学墨子”；又谓“墨子之所以言天志者，凡
以为兼爱说之前提云尔。……所谓道德者何？兼爱主义是已。所谓幸
福者何？实利主义是已。而所以能调和之者，惟恃天志。吾故以此三
者为墨学之总纲，而宗教思想又为彼二纲之纲也”。显然，著《子墨子学
说》时，梁启超是以“天志”为墨家学说之最高纲领，为墨家“十论”之理
论基础的。而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却改为以“兼爱”为墨家根本
观念，谓“墨学所标纲领 ，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
兼爱”。

梁启超既以兼爱为墨家社会学说的理论基础，故而比《子墨子学
说》更为详细地论述了兼爱在墨家社会学说中的地位。梁启超认为，
作为墨家社会学说的“十论”，都是从兼爱作为根本出发点的：由兼爱
而讲交利，由兼爱交利而讲非攻 ，处于兼爱天下百姓 目的而讲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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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节葬、非乐，天志以限制少数人挥霍浪费，墨家明鬼说是推行兼爱的
手段，墨家恐不利于兼爱推行故讲非命。因而，兼爱是墨家社会学说
的理论基础。

由此理论观念出发，梁启超详细论述了兼爱与墨家其他主要理论
观念的关系。如梁启超分析了“兼爱”与“交利”两说间的关系，谓“兼相
爱是理论，交相利是实行这理论的方法。兼相爱是托尔斯泰的利他主
义，交相利是科尔璞特金的互助主义”。墨子提倡兼爱，“最要紧的一句
话，是‘兼以易别”，。梁氏并解释“承认私有权的叫做‘别’，不承认私有
权的叫做‘兼”，。墨子兼爱与孔子“泛爱”间的本质差别是：孔子讲由己
爱人；而墨子讲不分己、人的兼爱，并认为有了“己”与“人”、“己家”与
“他家”、“己国”与“他国”的区别，是战争、篡夺、欺诈、盗窃等社会罪恶
的源泉。所以墨子提倡爱所有人，而且要无“别”地去爱。梁氏进而推
演墨家想以兼爱学说为指导，去建立一个“兼爱社会”，谓墨家想“把一
切含着‘私有’性质的团体都破除了，成为一个‘共有共享夕的团体，就是
墨子的兼爱社会”。梁氏并结合他所知的“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人
民，的确是实行墨子‘兼以易别夕的理想之一部分”，来证明墨家学说“并
非‘善而不可用”，。

如梁氏论述了非攻与兼爱的关系，谓“非攻主义，是由兼爱主义直
接衍出”。墨家的兼爱，反对“偏狭的爱国论”，故倡导国际间的非攻。
梁氏还指出墨家非攻，与其前向戌“饵兵论”有所不同，他们只非“攻”而
不非“战”，并对保卫战、守城术亲自研究。所以，反侵略战争，是“墨子
所以异于空谈饵兵者”的关键所在。

梁启超曾是变法维新斗士。他放弃古文经学，而从康有为治今文
经学时，得见康有为所著20余万言的《大同书》①。蔡尚思先生谓康有
为的大同思想以男女绝对平等为出发点，成为如下理论脉络：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四有日：“有为虽著此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
义教学者，谓今方为‘据乱’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其弟子
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见《饮冰室全集》，专
集三十四，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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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 去产界一，去级界、
去形界、去家界 、去乱界～去类界～去苦界①

”去 国界”去种 界”
这种打破一切男女差异、家庭差异、财产差异、国别、种族差异等，而达
到世界一切大同的主张，为梁启超所激赏，故追随康有为上书变法、维
新改良。但是，康有为只是设计了这种石破天惊的理论社会，这种从美
好愿望出发的平等空想，却没有找到实施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在《新民
主主义论》中所言：“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
达大同的路。”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并受此模式的启发，认
为苏联社会即“大同”，墨家的“兼爱社会”与大同理想相通，目的都是
除祛“私有”，建立“共有共享”社会。而墨家达到“兼爱社会”的途径
是推行兼相爱，及兼爱基础上的非攻、节用等主张的推行。梁启超全
力研究和极力宣传墨家学说 ，原因便是他认为墨家的“兼相爱”确实
是达到大同理想、实现大同社会的途径，故他在《墨子学案 ·第二 自
叙》中说“墨子之经济思想，与今世最新之主义多吻合；我国民畴昔疑
其不可行者，今他人行之而底厥绩焉”，所以中华 民族亦应推行墨家
学说，由墨家 倡导 之兼 爱 途径，达 到 其“兼 爱社 会”，实现 大 同
理 想 。

前以“天志”作墨家社会学说之纲领，今以“兼爱”作墨学社会学说
之根本观念，这一改变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其一，该书出版于梁启超游欧归国后。1920年 3月，梁启超游历
西欧，对西方文明失去信心，转而鼓吹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回国后继
续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墨子学案》即此时著述之一。所以，
他的《墨子学案》，较鼓吹启蒙民众时所作的《子墨子学说》显然少却了
诸多政治热情，却增强了许多冷静的学术分析。这一变化，应与梁启超
前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心境有关。

其二，它与梁启超的社会政治向往有关。梁启超从维新变法到参

① 蔡尚思：《论康有为》，见《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6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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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与民国政府，再到游历西欧，特别是接触到欧洲现实社会、了解十月革
命后的苏联社会现状后，其政治观念有了很大变化。他由保皇、维新，
转而向往西欧民主，羡慕苏联平等，并将其与墨家诸论说相比照，因而
对墨家“十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由“天志纲领说”到“兼爱基础说”，适应梁启超不同时期政治理想
的要求，表现了梁启超政治观念的逐步深化。1904年《子墨子学说》发
表前的一段时间内，梁启超虽亡命日本，但仍不放弃变法维新之大志，
而欲借宣传工具，启蒙民众，造就“新民”，实现理想。而西方社会中宗
教对民众精神的垄断，乃至洪秀全“天地会”借宗教起事等，对欲宣传民
众的梁启超不能没有启发，故梁启超研究墨学，首先挖掘它的宗教思
想，并以此作为墨家政治学说的立论基础。而在 1921年《墨子学案》
出版前的一段时间内，梁启超游欧，著《欧游心影录》，赞扬资本主义制
度，甚至也宣扬过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诸多优点，他的政治理想，已改
为建立一个博爱、平等、民主的国家。所以他改以“兼爱”为墨家学说的
基础 。

其三，梁启超关于墨学主旨认识的前后变化，以及其他学者也多有
对某一古代思想家或著述评价前后多变的例子，说明了中国解释学的
一大特点一一 释义的可变性大①。中国古代以字表义，且古代汉字又
具有多义性特点，所以古人语录、学说可作多方面解释。古汉语又无标
点，不同句读方式可导致对语句的不同理解。自孔子开《春秋》“微言大
义”著述法，古人著文又讲究“寓意”而少直言。凡此种种，造成了对前
人学说解释的多变性。所以梁启超研究同一部《墨子》，得出的理论框
架却前后有异。

（二）《墨子学案》的特点还在于，它比《子墨子学说》对墨家经济、
宗教等思想的论说更加深人细致，更具实践意义。

同《子墨子学说》一样，梁启超首先分析了儒家与墨家的根本不同

① “文革”前后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对某一历史人物评价前后相反，固然出于所处政治
形势的高压，但批判也好、赞颂也好，多能找到研究对象的语录、观点作论据，这就不能不说明
中国文字载体的多义性 ，解释 的可变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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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于是否重利，墨家主张“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
标准”，故墨学的特色是“从经济新组织上建设兼爱的社会”。

梁氏在《子墨子学说》对墨家爱利关系论说的基础上，总结墨家的
经济观念有如下几点：第一，消费方面，墨家诚如《庄子 ·天下》所说“以
自苦为极”，诚如《墨子 ·节用中》所主张的“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即
社会消费“当以维持生命所必需之最低限度为标准”，故墨家讲节用；第
二，生产方面，墨家讲“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①，即“费去的资本劳
力能够增加多少效用？所费去的和所增得的比较，能否相抵而有余？”
故墨家非乐，因为“音乐是‘加费不加利于民夕的事”；第三，墨家的经济
道德标准是“以中用不中用为应做不应做的标准，凡评论一种事业一种
学问，都先问一句‘有什么用处”，；第四，墨家以劳力为本体，以“劳作神
圣”为惟一信条，即“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②；第五，墨家主张
有社会劳动分工的必要，“各从事其所能”③，即“各因其力所能至而从
事焉”；第六，因墨家主“劳力本位”，故看重时间，日“以时生财”“财不足
则反之时”④，墨家非乐、反久丧都是因其徒徒浪费时光；第七，在人口
方面，墨家“欲民之众而恶其寡”⑤，为繁衍人口，墨家提倡男二十而娶，
女十五而嫁⑥，不许蓄妾⑦，墨家反久丧、非战都有繁衍人口方面的原
因，谓久丧“败男女之交”，不利于繁衍人口⑧，谓攻战使“男女久不相

① 《墨子 ·节用中》，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0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0

② 《墨子 ·非乐上》，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5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0

③ 《墨子 ·节用中》，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0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a

④ 《墨子 ·七患》，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0
⑤ 《墨子 ·辞过》，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2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0
⑥ 《墨子 ·节用上》，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0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0

⑦ 《墨子 ·辞过》，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2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0
⑧ 《墨子 ·节葬下》，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0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76
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①；第八，分配方面，墨家主张“有余力以相
劳，有余财以相分”②，梁启超认为这与孔子所讲的“货恶其弃于地
也，不必藏诸己”③，“同归宿到这一点”，“都是梦想一种完全互助的
社会 ”。

就墨家的兼爱、非攻与儒家的泛爱、非战，梁启超还从“利”的角
度讨论了两者的不同，谓“儒家非攻，专是义不义问题。墨家非攻，义
不义问题之外，还有个利不利问题”，即攻人者与被攻者都“彼此不上
算”，不但谓非攻以兼爱为道德基础，还挖掘了非攻的经济原因—
于双方都不利。梁氏还由此伸发出去，讨论了墨家所谓“利”的标准：
一曰“凡事利余于害者谓之利，害余于利者谓之不利”；二曰“凡事利
于最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这些论说，抓住了儒
墨在“利”字问题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墨比较研究史上甚应注意的
新论。

《墨子学案》对墨家经济学说研究的特点还在于它注重实践性。在
分析了墨家经济学说的要义之后，梁氏将其学说与苏联社会作了比较，
谓“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
其中梁启超最欣赏两点，一为“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
多钱，要奢侈也奢侈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二为“强
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从这
里，他益相信墨家学说是可行的，是达到“兼爱社会”即大同理想的
途径。

《墨子学案》还注意到《墨经》中对墨家经济学的论说，谓《经下》“买
无贵”云云及《经说下》相应解说，及《经下>)"贾宜则雌”云云及《经说下》
相应解说，“都是说价值之原理”，因而对《子墨子学说》中的墨家经济

① 《墨子 ·节用上》，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0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② 《墨子 ·尚同上》，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4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1986。

③ (!礼记 ·礼运》，影印阮沉哎十三经注疏李本，14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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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学说作了补充论述。

就墨家交相利的经济构想，梁启超的评价是“小基督”，“大马克
思”。因为“墨子的‘唯物观’，比马克思还要极端。他讲的有用无用有
利无利，专拿眼前现实生活做标准，拿人类生存必要之最低限界做标
准。所以常生出流弊。”梁氏认为其流弊如为繁衍人口提倡早婚，导致
不能优生；而梁氏认为墨家经济构想的“最大缺点，莫如‘非乐”，，“不知
娱乐和休息可以提高劳动效率”。梁启超关于墨家经济思想的最终评
价是：“墨子的实利主义，原是极好；可惜范围太窄了，只看见积极的实
利，不看见消极的实利。所以弄到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
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这种评说，应该说是公允的。它道出了墨
学中绝的原因之一。

较之于《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对墨家宗教学说的研究范围更
为广泛。梁启超以为，墨家宗教思想的特点，“是和时代潮流反抗”。梁
启超认为，当时“民智渐开”，作为“古代祝史遗教”的崇天信鬼，“已经减
去大半了”，而“像墨子这样极端主张实际主义的人，倒反从这方面建设
他学术的基础，不能不算奇怪”。其中原因，梁氏谓墨子的“天”不同于
老子的“自然之天”，而是“有意欲，有感觉，有情操，有行为”的“人格
神”。这种“人格天”的最大欲望，是“欲人之相爱相利，不欲人之相恶相
贼”。所以，“天”以此为标准在人间进行赏罚，“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
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爱，交相贼，必得罚”①。所以，梁启超分析
“墨子讲天志，纯是用来做兼爱主义的后援。质言之，是劝人实行兼爱
的一种手段罢了”。

但梁启超认为墨家天志说的功效太微薄。这是因为：其一，墨家不
像基督教、佛教那样讲灵魂，有他界，人们在现世受苦，却把希望寄于将
来，还有个缥缈的企盼，所以难以推行；其二，墨家讲利害，而利害与苦
乐相连，讲利而不讲乐，是墨家学说的矛盾。而天志说尤其矛盾，l( 漏
百出，所论证多半陷于‘循环论理夕。我想都是因‘天志论’自身，本难成

① 《墨子 ·天志上》，影印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20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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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立。”梁启超此论是精辟的，找到了天志的反社会思潮性、自身矛盾性、
与其他学说主张的矛盾性，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关于墨家的明鬼论，梁启超认为是“不外借来帮助社会道德的制裁
力”。“所以他引证许多鬼的故事，讲的都是报仇作祟，叫人害怕”。梁
氏的评价是，“这种思想，对于他的学说的后援力，其实也很薄弱，徒然
奖励‘非理智的迷信”，。关于墨家非命，梁启超仍旧持极力赞扬态度，
谓“墨子非命，是把死社会救活转来的学说”。

另外，梁启超在墨家政治、墨家实践精神等方面，都有较《子墨子学
说》更为详细、深入的论说。

梁启超的这些较之于《子墨子学说》的更为详细深人、更具实践意
义的认识，主要与他那游欧的亲身经历有关。游欧开阔了他的政治视
野，使他对欧洲的社会政治有了更为切合实际的了解，因而常常能结合
欧洲社会政治来论述墨家社会学说。如其谓墨家之国家起源论类似于
欧洲卢梭等的“民约论”，如由墨家“巨子”制度，推想“墨教倘若成功，一
定把中国变成‘教会政治”，，如梁启超还将墨家社会理想与他所了解到
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较，谓墨子政治社会构想“和现在俄国的劳农
政府，很有点相同。劳农政府治下的人民，平等算平等极了，不自由也
不自由极了”。这种认识的阶级局限性自不待言。

（三）作为梁启超墨学研究总结作的《墨子学案)>，其研究范围较
《子墨子学说》更为广泛。

墨家社会政治学说之外，《墨子学案》还研究了墨辩及墨家科技。
梁氏的墨辩研究，吸收了胡适的诸多成果①，并结合他的原作《墨子之
论理学》及新作《墨经校释》，作以下论说。

就墨家之知识论，梁氏谓“墨学全体之大用，可以两字包括之，曰爱
曰智”，“十论”是“教‘爱’之书”，墨辩六篇是“教‘智’之书，是要发挥人
类的理性”。梁氏谓《墨经》所列“知，材也”、“虑，求也”、“知，接也”、

① 梁启超：《墨子学案 ·自叙》后附记：“胡君适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关
于墨学多创见。本书第七章，多采用其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九，《墨子学案》“ 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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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忽，明也”及《经说》解释，是墨家“智识之界说”，意在说明“智识的本
质”。谓《墨经》“知：闻，说，亲”及《经说》之解，是墨家“论知识之来源”。
闻知即传授，说知即推论，亲知即体验；“亲知是归纳的论理学，说知是
演绎的论理学”，“闻知是其他听受记诵之学”。就墨家验证知识与学说
的“三表”法，梁氏谓其为“彻头彻尾的实验派哲学”，这显然受胡适影响
而来。梁氏还论述了《墨经》所载接受知识的“五路”及如何“使人知”等
问题 。

就墨家的逻辑定义即概念问题，梁氏先讨论了墨家所定“辩”的定
义、“辩”的作用、“辩”的方法。谓《小取》所说的“以名举实”相当于西方
逻辑的“概念”，“以辞抒意”相当于西方逻辑的“判断”，“以说出故”相当
于西方逻辑的“推论”。又讨论了墨家的正名问题，及“辞”、“意”、“说”、
“故”等概念。

就墨辩逻辑的方式和法则，梁氏比较了因明“宗、因、喻”三支式、西
方逻辑“大前提”、“小前提”、“断案”三段式，与《墨论》所述逻辑论式的
关系。讨论了（（小取））篇所列“或”、“假”、“效”、“辟”、“伴”、“援”、“推”七
条逻辑法则。谓“或也者，不尽也”是“论理学上‘特称命题”，；谓“假也
者，今不然也”是“论理学上假言命题”；谓“效也者，为之法也”云云之
“效”即法则，推理必合法则才可成立；谓“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
是“论譬喻的作用”；谓“伴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是“用那个概念说明这
个概念”；谓“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曰“援是援例。援与
辟、俘，都是将所已知说明未知。但辟是用之于概念，伴是用之于判断，
援是用之于推论”；解“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曰
“此条是讲归纳法，是论理学中最重要的部分”。

梁启超还由此生发出去，重点讨论了《墨经》中的归纳法。先举
穆勒归纳推理的五条法则，而后逐一解释《墨经》中此方面论述，谓墨
家所讲归纳法则，占了穆勒五条中的三条，即求同法、求异法、同异交
得法。

与梁氏其前发表的《墨家之论理学》相较，《墨子学案》对墨辩逻辑
学说的论述更加深人、全面。在《墨子之论理学》中，梁启超只讲了墨辩
逻辑的两大定理，分析了墨家的三段论式；而《墨子学案》中，梁启超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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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墨辩逻辑的七大公式，讨论了墨家的“三表法”。这些，一方面是受
其前学者的影响，如胡适墨辩研究成果对梁启超的影响，另一面也是梁
启超不断研究、不断思考的结果。

墨辩逻辑之外，墨家科技论说也是《子墨子学说》所没有的内容。
梁氏举《墨经》所述，总结了墨家形学（几何学）、物理学、经济学成就。
这些论说大都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虽然并无多少新见，但梁启超
把它作为墨家学说重要方面的做法，对 20世纪的墨学研究亦有重要启
发意义。

（四）《墨子学案》还就墨学史研究中的诸多争论问题作了考证。
第一，关于墨子之生地及年代。梁启超考曰“墨子鲁人之说，当为
近真”；并考《墨子》书中“绝无曾经仕宋的痕迹”，因谓“墨子始终是个平
民，没有做过官的”；主要依据《墨子》书中所载墨子行事，参以他书记
载，推定“墨子生于周定王元年至十年之间，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卒
于周安王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即生于公元前
468年一公元前 459年，卒于公元前 390年一公元前 382年。

第二，关于墨子的环境及其学说渊源。梁氏谓墨子处在“时势变
迁，越发急转直下”的时代，加之他又不像孔子那般中庸而“是个极端的
人”，故“觉得旧社会整个要不得，非从根本上推翻改造不可”，所以“革
除旧社会，改造新社会，就是墨子思想的总根源”。这些认识，在梁启超
主张维新、从事保皇的时代是不可能有的。他从 日本归国后参与了民
国政府政治管理，在欧洲游历又对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了深刻的了解，
故而在此发出孔子中庸、墨子革命的论说。另外，在本节中，梁启超还
分析了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的现实原因、兼爱非攻的时代原因；分析
了墨子节用反侈，“要建设一种劳力本位的互助社会”；分析了墨子主天
志明鬼说，是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分析了墨子与道家老学相反的尚
贤学说；分析了“墨子创教的动机，直可谓因反抗儒教而起”；分析了墨
家与楚狂接舆等“独善其身”者及原壤、杨朱“放态”者不同的实践态度
和自苦精神。

第三，关于《墨子》书。重点在胡适“五类”说的基础上，分析《墨子》
今存五十三篇的类别。谓第一类即卷一《亲士》至《三辩》七篇，前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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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亲士》、《修身》、《所染》“非墨家言，纯出伪托，可不读”；后四篇《法仪》、
《七患》、《辞过》、《三辩》“是墨家记墨学概要，很能提纲掣领，当先读”。
谓第二类即卷二至卷九《尚贤》至《非儒》，“是墨学的大纲 目，《墨子》书
的中坚”，惟《非儒》“无‘子墨子曰’字样，不是记墨子之言”。谓第三
类即卷十、卷十一、《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大
半是讲论理学。《经》上下当是墨子自著。《经说》上下，当是述墨子
口说，但有后学增补。《大取》、《小取》是后学所著”。谓第四类即卷
十一《耕柱》至卷十三《公输》五篇，“记墨子言论行事，体裁颇近《论
语》”。谓第五类卷十四、十五《备城门》以下诸篇，“专言守御的兵法，
可缓读”。并开列了《墨子》研究阅读书目。这些分类，框架是胡适
的，但梁氏作了许多修改，如胡适谓《墨辩》六篇“绝非墨子所作”①，
而梁氏谓《墨辩》前四篇主要出于墨子。这种结论的同异，主要来源
于二人学术方法的不同。胡适用辩证逻辑方法，据“三表法”与《墨
辩》较严密的逻辑体系而作是说 ；而梁氏则用形式逻辑的实证归纳方
法，由文中有无“子墨子”曰立论出发而持异说。这点，我们在后边还
作专门分析。

第四，关于先秦两汉人论墨之言论，谓孟子辟墨之方法，违反论理
学原则。谓荀子批墨，反墨家兼爱，谓墨家“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梁氏
以为“确能中墨子之病”；谓荀子“反对墨家的实利主义，说他‘蔽于用而
不知文’，也确能指出墨学偏激的地方”；谓荀子反对墨家非乐十分正
确；谓荀子反对墨家节用，说墨家此论会使“赏罚不行事变不应”，梁氏
认为这“未免利用人类缺点，不如墨学之纯洁”。谓司马谈《论六家要
旨》“以强本节用尽墨学，不能举墨学要领”。谓王充批墨家“明鬼论”，
“不从主义上批评，专从方法上批评，所言极有价值”。赞王充指摘墨家
明鬼与节葬说矛盾、乐利与非乐矛盾、倡宗教与不言来世矛盾等，并“以
此为墨术不传之原因，确为正论”。②

① 胡适 ：《先秦名学史》,76页，上海 学林出版社，19830
② 以上除注明者外，皆见梁启超：《墨子学案》，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九，北京，中
华书局，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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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看来，《墨子学案》可谓梁启超半生研究墨学的总结。从孙治
让寄《墨子间话》，引发梁启超治墨兴趣，到1904年梁启超发表《子墨子
学说》以启蒙民智，造就“新民”，是梁启超治墨的第一阶段。这时，他热
情地赞扬墨家学说，以西学理论为标尺，去发掘墨家的宗教、交利、兼
爱、政术、逻辑①诸说，对墨家自苦、躬行精神尤其赞扬。17年后，梁启
超从政失利，游欧洲归来而转心向学，出版了他的《墨子学案》，这是梁
启超治墨的第二阶段。总之，较之于《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的综合
特点有二。

其一，它虽少却了诸多热情的呼喊，却增加了更多冷静的学术分
析，不但论述问题的范围更加广泛，增加了诸多内容，如墨辩逻辑、墨家
科技等，而且论述问题更加细致深入，如关于墨家兼爱与交利、非攻关
系的挖掘，关于墨家经济学说的全面论说等。这既与梁启超对墨家学
说的长久思考有关，也与此一时期墨学研究的整体成就，如胡适《中国
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觉佛《墨翟之学说》等论文的发表，有很大
关系。

其二，较之于《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对墨家学说的认识更具有
实践意义。它联系苏联的公有社会来比说墨家的兼爱社会理想，联系
卢梭的“民约论”来论述墨家的国家政体构想，联系“教会政治”来推阐
墨家“巨子制”所展示的国家统治理想等，从而使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少
却了诸多理想和空想，更加贴近社会政治现实，更具社会实践意义。

五、梁启超的《墨经校释》
梁启超《墨经校释》，民国十一年（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排
印，后多次重印，《墨子集成》本即据此影印；又有 1975年台北新文丰出
版公司影印本，1957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等。据该书梁启超《自
序》，是书写成于“庚申除夕”，即 1921年 2月 7日。遂后梁启超以此寄
示胡适，胡适有序写于民国十年（1921年）)2月26日。

① 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原在其《子墨子学说》中，参见杨俊光：《墨子新论》,327页
注（1），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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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首列梁启超《自序》，言《墨经》的科技成就及校理之难、前人校
注及自己校释《墨经》的过程。次《凡例》，解旁行读法，又谓《经说》每首
字“皆喋经标题之文”等。次《读墨经徐记》，讨论《墨经》作者。梁启超
承鲁胜《墨辩注序》“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之说，谓《经上》乃墨
子自著，《经下》“或墨子自著，或禽滑11、孟胜诸贤补续”①，《经说》“大
半传述墨子口说”，后学有“引申增益”，并驳孙治让、胡适“非墨子作
说”；还讨论了《墨经》与名家学派的关系、旁行读法、后人窜衍、《墨
经》中三段论与佛家因明三段式的比较等，又附《复胡适之书》。次
《今本墨经》，在前人校改基础上复加校勘，改旁行读为直读；次《经上
旁行原本》、《经下旁行原本》。次《墨经校释》4卷。最后附胡适《墨
经校释后序》，《序》中批评梁启超所定“凡《经说》每条之首一字，必碟
举所说《经》文此条之首一字以为标题”云云之公例，“太狭窄了”，举
《经说下》第 6条、第7条皆IYC出“不”字以驳之，举梁启超并未完全格
守他自定的这一公例以驳之。又驳梁启超《墨经》有后人附加之论，
分析《经上》“诺不一”云云一条，及《经说上》相应条文等，论其非后人
所加。胡、梁论学的这种坦诚态度，实可供当今写序者、作书评者
参考。

《墨经校释）))4卷，先列各条经文，并引说就经，所改字下有双行校
语标出原字。然后是梁启超校语。校语先引孙治让校语，然后辩说是
非，并出己意。然后是梁启超释语。释语多引《说文》解字义，引西方科
技或逻辑释句意，并列出《墨子》书中相关联之语以补释。

《墨经校释》正文第一卷为《经上之上／经说上之上》，解“故：所得而
后成也”至“动：或徙②也”经文 49条及相应《经说》之文。第二卷为
《经上之下／经说上之下》，解“止：以久也”至“正：无非”经文 47条及相
应《经说》文。第三卷《经下之上／经说下之上》解“正：类以行之，说在
同”至“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谁谓也”42条经文及相应《经说》文。第

① 梁启超此说与其在《墨子学案》中持论稍异。《墨子学案》第一章谓“《经》上下当是墨
子自著”，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九，6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徙，原经文作“捉”（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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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经下之下／经说下之下》解“所存与存者，于存与孰存，说在主”
至“是，是与是同，说在不州”41条经文及相应《经说》文。共释《经》
文 179条。

梁启超《墨经校释》以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及孙治让《墨子间话》为
基础，但梁启超对此所下功夫比他们更大。胡适对此曾有评说①。梁
启超所用的功夫，主要表现在如下二方面。其一，其校改文字比张惠
言、孙治让更多，仅《经》文即校改文字 70处（其中《经上｝))27处，《经下》
43处）。其二，其释义比孙治让更加通俗。如，孙治让《间话》释《经上》
“故：所得而后成也”云：“此言故之为辞，凡事因得此而成彼之谓。墨子
说与许义正同。”而梁启超以水的三态变化为例释为：“《说文》：‘故，
使为之也。’加热能使水蒸为汽，加冷能使水凝为冰。汽，得热而成；
冰，得冷而成也，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第七十七条《经说》云‘故
也者，必待所为之成也’，义与本条相发明。”梁氏之释，较孙治让之
话，更加明白了然，且梁释结合了水的三态变化的实例，更加通俗
易懂。

梁氏解《墨经》，往往联系逻辑原理，并结合生活实例来解释。如释
《经说上》“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
之必然，若见之成见也”。梁云：“此条论因果律，实论理学上最重要之
间题也。‘故夕为事物所以然之故，即事物之原因。原因分为两种：总原
因，谓之‘大故’；分原因，谓之‘小故夕。例如见之所以能成见，其所需之
故甚多。一，须有能见之眼；二，须有所见之物；三，须有传光之媒介物；
四，须眼与物之间莫为之障；五，须心识注视此物。此五者，仅有其一，
未必能见；若缺其一，决不能见。故曰‘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
然’。盖小故者，分大故之一体也；其性质若尺之有端也。合诸小故，则
成为大故。得大故则物成，故曰‘大故，有之必然’。例如前所举五故同
时揍会，则‘见之成见’也。佛典《唯识》《俱舍》诸论，皆言眼识待八缘而
生。可知‘见之成见’，其故实繁。”结合因果律中的充分必然条件律来

① 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八，99页，北京，中华书
局，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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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并结合《经说》文举生活中实例，通俗明白。

梁启超更多、更成熟地运用了西方科技知识并结合生活实例来解
说《墨经》。他首先将《墨经》中术语与西方科技用语来对照，如《墨经》
中常用之“端”、“尺”、“区”、“厚”诸语，梁解曰：“以几何学名词释《墨
经》：点，谓之端；线，谓之尺；面，谓之区；体，谓之厚。”由此，他能对《墨
经》所论作正确把握和清晰表达。如《经上》“间：不及旁也”及《经说上》
“间：谓夹之也。尺．前于区，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间”。梁释：“间
者，犹隙穴也。凡形之可分析者皆有间。”此以结构物理学释。又释：
“物之受热而涨，受冷而缩，皆‘间’之作用也。以至粗者言之，则太阳与
地球相距之间谓之间；以至细者言之，则两电子相距之间谓之间。”是
结合了生活实例来释。梁氏又释：“区者，几何学所谓面也。有长有
广，成一界域，故谓之区。先有点而后有线，先有线而后有面，故 曰
‘尺前于区而后于端’。尺即在端前、区后，则似尺在端与区之间矣，
而其实不然，盖‘间’之义不如此也。《经说》恐人误会，故举‘尺不夹
于端与区间’作反证也。”即端、尺、区为三种并列的几何要素 ，排点成
线，组线成面，并不能构成“有间”与“间”亦即“夹之者”与“夹者”之有
形物体那样的关系，故《经说》举反证以避误会。梁启超所解，甚得
《墨经》要旨。

由于梁启超运用了中西相结合的学术方法并结合更广泛的西方科
技知识来解说《墨经》，所以他的解说多有超越前人之处，解决了一些前
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如《经上》“知：闻，说，亲；名，实，合 ，为”，孙治让注
“知有此三义”。张惠言注：“知有三：闻一，说二，亲三，皆合名实而成于
为。”而梁启超释：“此条论知识之由来，为《墨经》中最精要之语。……人
所以能得有智识者，恃三术焉。（一）闻知，（二）说知，（三）亲知。亲知
最凡近而最确实，说知次之，闻知又次之。”并结合《经说》文解为：“‘身
观焉亲也’者，谓由五官亲历所得之经验而成智识也。”举数例后总结
说：“身亲焉者，知识之基本，而又其最可恃者。故近世泰西之知识论咸
趋重经验，而名学以归纳为极诣，诚以身亲焉之可恃也。”又解：“‘方不
瘴说也’者，谓由推论而得之智识也。说，所以明也；瘴即障字；方，如
《史记》‘见垣一方’之方。身亲所得之知识，最近于正确，固也。然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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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亲者，其限域至狭，非亲莫知，则知之涂滞矣。据其所已知以推见其
所未知，是之谓‘所以明’，是之谓‘说’。”举例后总结说：“能推焉而知
不障也。此为得知识之第二途径，演绎的论理学，即此术也。”复解：
“‘传受焉闻也’者，谓由传闻而得之智识也。”举例论析后总结日：“此
为得知识之第三途径，读书之所受，讲堂听讲之所受，皆此类也。”至
此总结以上得知识三途径说：“人类最幼稚之智识，多得自亲知；其最
精密之知识，亦多得自亲知。人类最博深之智识，多得 自闻知；其最
谬误之智识，亦多得 自闻知。而说知则在两者之间焉。中国秦汉以
后学者，最尊闻知，次则说知，而亲知几在所蔑焉；此学之所以日窟下
也。墨家则于此三者无畸轻畸重也。”这样，不但将孙治让、张惠言较
为简单的词义诊释作以详细解释，较古文学派的字词诊释进了一大
步；还结合《经说》文，对文句含义作以述说，并结合西方逻辑学说讲
解，使文义更加显明，较今文学的章句方法亦进了一大步；梁氏还对
亲知、闻知、说知的优劣作了分析评说，所运用的是西方的分析归纳
方法。

当然，由于知识的局限，梁氏的《墨经校释》也有诸多未识的空白盲
点，如《经上》“已：成，亡”及相应《经说》文“已：为衣，成也。治病，亡
也”，梁氏均无释。仅举张惠言解《经说》文云“为衣以成为已，治病以亡
为已”，及孙治让“亡，犹言无病也”；对张氏、孙氏相左解释，亦不加辩
正。此《经》文言事物终结形态，或成功，或消亡。故孙治让以“无病”释
“治病”，甚合经意。就梁氏这一盲点，后人多所释解，其中伍非百《墨辩
解故》云：“成，成立也，当因明之‘立夕。《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下
文‘令谓也，不必成。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与此 ‘成’字同义。
亡，荡除也，今言攻破，当因明之‘破’。凡持论者，有以成立自宗为目的
者，有以破敌论为目的者。有益于己之持论者，则务成之。有损于己之
持论者，则务破之。譬如为衣，则欲其成，治病则欲其亡。故曰‘为衣，
成也。治病，亡也’。”结合因明以论之，结合 日常行为之心理以喻之，通
俗明白。

知识的局限，不仅给梁启超的《墨经校释》带来盲点，还造成了诸多
误释。如解《经上》“闻，说，亲；名，实，合 ，为”之“名，实，合，为”。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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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知识，前三字述说知识获得之途径有三，梁释不误。而后四字论知
识结构的四种形态。名者，正名之名，为事物之符号，即哲学上的“概
念”，故《经说》解为“所以谓，名也”。实者，符号所对应的实物，即哲学
上的“本质”，故《经说》解为“所谓，实也”。合者，名与实、概念与本质的
检验，即哲学上的“反验”，故《经说》解为“名实祸，合也”。为者，躬行亲
做，即哲学上的“实践”，故《经说》解为“志行，为也”。而梁启超于西方
哲学方法不甚了然，未理解此四种层次，故仅以最后一义解此后四字，
云“墨家以知行合一为教，谓行为须由智识生，无行为则无以表示智识，
故‘名实合’谓之‘为’。知而行之，则是‘为’也”。由此错误理解，故梁
氏将此四字读为“名实合，为”。并有校语以“‘志行’疑当作‘知行”，，皆
误。如此等错误，《墨经校释》中尚有不少。

学识的局限，还导致了梁启超对《墨经》的错误校改。如《经说上》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之“明”，梁改为“眼”，谓“此
条言所以知之材，义与眼相当。眼字与明字，形近成讹”。殊不知战国
人已用“明”代称“眼睛”，如《孟子 ·梁惠王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不见舆薪”、“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也”，均以“明”代“眼”。又如《经上》
“饵，自作也”，梁校作“体，自批也”。“作”改“批”，乃从孙治让校改，今
且不论。饵，有相并相助之义，《说文》：“饵，欲也。”诗 ·小雅 ·车攻》
“决拾既饮”，郑玄笺：“饮，比也。”诗 ·唐风 ·扶杜》“胡不饮焉”，毛亨
传：+饮，助也。”而“作”有“起”义，《说文》：“作，起也。”此《墨经》“饵，作
也”，即世人并作而互助互利，当从 自己做起。此正合墨家交利之义。
故梁改“饵”为“伴”为非。以上乃不明字义妄校改例。

《墨经校释》还有因不采纳前人成果而妄校改者，如《经说上》“义：
志以天下为芬……”，梁改“芬”作“爱”。毕沉、俞抛、孙治让均疑“芬”字
有误，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所刊王阖运《墨子注》已谓“芬，即分字，
加帅以别于分离字耳。此分，读为职分之分”。志以天下为自己的职
分，这就是墨家强调的“义”，王Ill运所解已十分贴切，而梁启超于此仍
妄改为“爱”，但释意仍与王阖运所释同，故不当改。又，《经说上》“孝：
以亲为芬……”，梁氏亦改“芬”为“爱”，其妄如此同。又如《经上》“忠：
以为利而强低也”，梁氏从孙治让说而改“低”为“君”。孙改后引《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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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臣道》篇语而解此句为臣以得大利、避大害而强君矫君。殊不知
“低”可与“抵”音同义通，光绪十三年（1887年）刊王树榕《墨子斟补正》
已谓：“《史记 ·平准书》注引晋灼云：‘低，距也。’距，抗违也。‘强低’犹
力争，即餐拳强谏之意，《论语》所谓‘忠焉能勿诲乎夕，是也。”既已指出
“强低”即强谏君、矫君之意，不必另改他字。而梁启超不审，误从孙治
让校改。以上乃不注意吸取前人成果而妄改例。

另外，《墨经校释》中还有因学术方法运用局限所造成的错误校改。
如梁启超在给《经》《说》四篇分章析句时，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即
《经》《说》每条皆有一字为标题；《经》文中此标题可与下文连读，《经说》
中此标题不可与下文连读。这条规律，胡适曾评为“可 自立一说，可供
治墨学的参考”①。但梁启超却不分实际情况，过分地滥用了他的这一
发现，造成了误改。如《经说上》“知：材知也者……”，梁启超妄删“材”
字，其理由是：“据本书通例，《经说》每条首一字皆碟举经文首一字以为
标题，所碟者仅一字而止。则此文‘材’字殆涉经文而衍。”但此《经说
上》此条若仅碟出一“知”字，便与《经说上》之“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
而能貌之，若见”一条标目字相混，故此处应标出两字②。又如《经上》
“坚白，不相外也”，梁启超删去“白不”二字，谓“《经上》篇体例，每条
皆首一字为句”。其实“坚白”问题是战国时期一个争论颇多的逻辑
命题，不应妄改为一“坚”字。且《墨经》中“坚白”连用者不乏其例，如
《经下》“不坚白，说在无久与宇”、“坚 白，说在因”，《经说上》“坚白之
樱相尽”，《经说下》“一二相盈，广修坚白”、“石，一也；坚白，二也，而
在石”等皆其证。这是过分强调、不分实际地运用自己的“通例”造成
的错误校改。

梁启超这种学术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唯心错误，似乎是渊源有自，与
他的老师康有为的治学方法有很大关系。康有为是清末一代今文经学
大师，为了给维新变法制造舆论，曾与弟子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

① 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八，10。页，北京，中华书
局。19890

② 姜宝昌：《墨经训释》,5页注②．济南，齐鲁书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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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书中往往有不顾历史事实、曲诬文献证据而强立己意处。使参与
此著的梁启超曾对此垢病曰：“有为弟子有陈千秋、梁启超者……《伪经
考》之著，二人者多所参与，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然卒莫能夺也。……
（此书）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欲屏人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
皆刘散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
之。……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
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①虽然梁启超对其师之学术方法有过如此
切实的分析和严厉的批判，虽然他自己表白“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
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②，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治学中自觉
或不自觉地犯其师闭目强解的错误，并没有使他完全杜绝使用不顾实
际情况的形式主义唯心学术方法。任继愈先生曾经批评近现代《墨经》
研究中的两大错误倾向，其一日“轻率改字，以自圆其说，致使结论陷于
武断”③。梁启超为附合自己发现的《墨经》标目字的“通例”而妄改删
《经》、《说》文字，可能就属于此类错误。

六、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成就和缺陷
从 1895年接受孙治让所赠《墨子间话》，至 1922年出版《墨经校
释》，梁启超从事墨学研究 20余年，出版了《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
等专著，发表了多篇墨学论文（见附录一、附录二），其成就对20世纪的
墨学研究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一）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开创了《墨子》校释、墨学义理研究、墨辩
逻辑和墨家科技研究、墨学史诸问题考证并重的模式，一改其前独重
《墨子》整理的旧模式，成为 20世纪墨学研究的新模式。

《墨子》整理是梁启超前墨学研究的最主要形式，清中后期的《墨
子》整理曾取得重要成就。梁启超的《墨经校释》吸收了前人特别是张
惠言、孙治让等人的《墨经》校注成果，接受了清代墨学家们那从文字、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8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③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 ·先秦》.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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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训话人手考证《墨子》义蕴的考据方法，吸收了西方重社会生活实
例的解释方法，为20世纪的《墨子》整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基本方法，
成为20世纪《墨子》整理者习用的方法。

梁启超前的墨学义理研究，都以序跋、评语、眉批、集语等形式出
现，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借用西方的著作论述形式，对墨家宗教学
说、政治学说、经济学说、兼爱学说等进行综合研究论述，成为墨学研究
史上第一部墨学义理研究的专门著作。这种对墨学义理进行综合研究
的论述形式，成为 20世纪墨学义理研究最基本的、最常用的形式。

梁启超前的墨辩逻辑和墨家科技研究，大都分散在《墨经》整理中。
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仿照西方逻辑学的主要问题，从《墨辩》六篇
中抽取出墨辩逻辑概念、墨辩逻辑法式、墨辩逻辑推理特别是归纳法与
演绎法的综合应用等问题，加以综合研究论说，在墨辩逻辑研究取材范
围、墨辩逻辑研究主要问题等方面，为 20世纪墨学研究开创了新领域。
正如栗调甫所说，“及梁任公所著《墨子之论理学》出，乃有辩理之
谈”①。梁启超《墨子学案》中关于墨家科技的专门论述，有别于张煊
《墨子经说新解》依经说条文论说墨家科技的传统形式，也为20世纪的
墨家科技专门研究开启了一种新形式。

梁启超前的墨学史考证，大多分散在《墨子》整理、序跋、评点中，或
以附录的形式出现。梁启超在《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等专著中，却
作为专门论述的一部分。此种考证方式亦成为 20世纪墨学史诸问题
考证的主要形式。

（二）梁启超墨学论著中提出和论述的主要问题，成为 20世纪墨
学研究的最主要论题。

在《子墨子学说》中，梁启超首次把墨家“十论”作为墨学义理研究
的最主要论题，对墨家天志、明鬼、非命构成的宗教学说，对墨家以兼爱
为特征的道德学说，对墨家尚贤、尚同组成的政治学说，对墨家节用、节
葬、非乐构成的以交利为特征的经济学说等，都作了专门研究。20世
纪的墨学义理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些论题从不同角度开展的。梁启

① 栗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1),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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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在《墨子学案》中还研究了墨家“十论”间关系，“十论”间关系也成为
20世纪墨学义理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

在《墨子之论理学》中，梁启超研究的墨辩逻辑概念、墨辩逻辑法
式、墨辩逻辑推理等问题，也成为 20世纪墨辩逻辑研究的最主要方面。
在《墨子学案》中梁启超研究的墨家几何学、物理学等问题，也成为 20
世纪《墨经》研究中首先被关注的问题。

其他如梁启超曾进行的墨家精神研究、墨家后学研究、墨子生卒年
代研究等，都被 20世纪的墨学研究者们关注和研究。

（三）梁启超那种紧密结合社会政治现实、为革除社会弊端、建立
理想社会而进行墨学研究的学术研究指导思想，成为20世纪墨学研究
的主流指导思想。

梁启超是一个力图改变旧有制度的斗士，是一个政治思想家，他早
年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基于此，在封建旧制度弊
端百现、儒家“三纲五常”失却人心，而西方新思想、新科技大量传人中
国的现实情况下，他抛开二千年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 儒学，转向与
西方近代民主思想暗合、与西方近代科技理论有诸多相似点的墨家学
说，怀着救世教民的满腔热忱去研究、阐发和宣传墨学“十论”，去发掘
墨家的科技论述和逻辑思想，凭着他的深厚学识和敏锐眼光，写出了墨
学史上第一步系统论说墨家社会政治学说的《子墨子学说》，力图以此
改造社会风气，造就社会“新民”，改革旧有政治。此后，经历了 20年政
治风雨，在考察了久已向往的西方文明社会后，梁启超在晚年又完成了
《墨子学案》，结合墨家学说提出了诸多社会理想。梁启超这种为社会
现实服务而从事墨学研究的思想，为 20世纪大多数墨学研究家所
借取。

（四）梁启超那种借助西方论著形式，而以中国传统考说论述为基
础的墨学研究表现方式，以及中西学术方式相结合的墨学研究方法，在
《墨经》校注中开启的古籍校注的近代化样式，亦深深地影响着 20世纪
的墨学研究方法。这点，我们在下边还结合其与清儒、胡适墨学研究方
法的比较作专门分析。

梁启超墨学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学术观点的多变。当然，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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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的学者都会在学术研究的漫长历程中对自己的观点不断修改，
但像梁启超这样一反前作的理论框架，即改前作中以墨家宗教为墨家
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而以兼爱为墨家社会政治学说理论基础的
做法，在学界殊不多见。



第二节 胡适的墨学研究

可以说，胡适是第一个用全新的西学方法研究墨家学说的人。他
的墨学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墨辩逻辑和墨学史问题考辨两个方面。

一、胡适学术思想的形成
胡适（1891-1962年），原名洪骆，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
其家族是个讲求儒家道德的商业世家，他的四世祖早在 19世纪初已于
上海经营茶庄，其父胡传 14岁时已在茶庄经营。19世纪末，西方列强
的经济人侵，使民族茶业步履维艰，胡传乃弃商从儒，又投笔从戎，为抗
御外侮捐躯疆场。胡传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与救亡图存意识，其儒家
道德观念也十分浓重，曾写《学为人诗》，教 3岁的胡适日：“凡为人子，
以孝为职。善体亲心，能竭其力。守身为大，辱亲是戚。战战imal渊
冰日惕。”①其父虽于胡适 5岁时早亡，然由于母亲的督教，由于家人乃
至乡人崇敬胡传的舆论力量②，使早孤的胡适在思想上倍受其父这两
方面思想观念的影响。胡适的母亲亦是一位惜守封建道德、十分重名
节的人，对胡适自幼便严格督导，逼他读书成名，罚他改错做好人。

胡适 4岁人塾读书，启蒙师是他的四叔胡介如。念书时记住了“立
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论”③。至 13岁离家去上海，受了9年的传
统式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故其初到上海时能在梅溪学堂指
正沈先生教书的错误，“一天之中升了四班”④；后人上海公学读书，主

① 转引自《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83,9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0
② 转引自《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8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0
③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882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0
④ 曹伯言编：《胡适自传》,43页，合肥，黄山书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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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竞业旬报》，发表了一些醒人劝世的作品，像一老儒似地申说传统道
德观念。胡适家人曾藏有他 16岁时所读《茶花女》，上有批注，极力反
对“以情故，乃弃置一生事业于不顾”，主张“万不可以至可贵之精神时
日，弃掷于情爱中也”①。这俨然似一老理学先生之论。总之，4岁到
19岁时的传统国学教育，使胡适打下了牢固的传统学术基础，并形成
了他思想学术中重传统道德的一面。

1910年，19岁的胡适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后学文，又
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研究，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杜威
实验主义哲学，把自然、人、思维和行动统一起来，把经验当作主体和对
象，作为有机体的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从而提供了一种理性
主义和经验主义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克服了旧有哲学的心、物对立的形
而上学二元论。它在客观上反映了美国人轻视教条、求实创新的文化
精神，具有强烈的科学和民主的时代气息，对促进生产发展、繁荣美国
经济起过积极作用。这自然引起传统哲学家的反感与批判。胡适正是
由于康奈尔大学哲学教师对杜威哲学的批判，才引发了他对杜威哲学
的兴趣，而去研读杜威的著作。

1917年，26岁的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哲
学史及英国文学等课程，同时兼任行政事务，协理蔡元培制定学校改革
方案。又参与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化改良。其后，三出两进北京大学，
游离于学界与官场之间。1949年去台湾，中曾侨居美国，1962年病逝
于台北。

胡适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最大功绩是把杜威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他
的《实验主义》(1919年）、《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五十年来之世
界哲学》(1922年）等，在当时产生过重大思想影响。艾思奇先生曾评
论道：“五四文化运动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得意时代。在哲学上，胡适
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
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
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②冯友

① 颜非：《胡适与徽州文化》，见《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② 艾思奇：《二十五年来中国哲学思潮》，载《中华月报》，第 2卷，第 1期，1934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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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曾坦率地讲：“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①

胡适的介绍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文化影响，主要在于杜威哲学那
种被胡适阐释为“拿证据来”的学术方法，与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多有
相似之处；而杜威哲学的强调功效，又与中国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颇为
相通。胡适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之被西学训练出的逻辑思维能力，
看到了这相似处和相通性。所以他回国后，致力于介绍杜威哲学，并对
杜威哲学作出逐渐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逐步靠近中国传统学术方
法的一次次阐释。

1919年胡适在题为《实验主义》的讲演中，把杜威的思想方法解析
为五个通俗的步骤：“（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
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
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设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
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②这便把杜威那受黑格尔
思想影响的学术思想方法大大简化。杜威的思想方法，强调对于整体
统一性的理性把握；既注意对立事物间的区别，更注意它们间的联系；
注意事物历史发展过程和趋向。如果说杜威的思想方法对于解决问题
只提出了一种整体性的实验逻辑方法指导的话，那么胡适简化过的这
种杜威实验主义思想方法，便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可操作程式。余英
时先生曾说：“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
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③

胡适的这种化约，使杜威的实验逻辑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
方法结合起来。中国古人特别是乾嘉学人治学，先强调读书，从读书中
发现问题，这近于胡适“五步法”中的一、二步；再强调对这一问题逐步
积累材料，用这些资料反验原先所发现的问题，这与胡适“五步法”的第
四步有些相似；然后加以考说证明，或立论，或驳论，这近于胡适“五步
法”中的第五步。胡适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五步过程”，对杜威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见《三松堂全集》．第 1卷，19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0

② 胡适：《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三号，后编入《胡适文存》卷二。
③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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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主义思想方法作了简明的、有所改造的阐说①，使之与中国传统学
术方法结合起来，使传统学人不难于接受。而其中第二步，即关于解决
疑难问题的种种假定，又给习惯于在经验基础上对学术方法盲 目体味
的中国学人以明晰的方法论指导，而使中国学人有耳 目一新之感，更使
中国学人乐于接受。这样，胡适对于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经过自己改
造了的介绍，就必然使学界乐于接受，并引起一场思想风暴了。

1921年，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又把上述“五步法”化
约为三步：“（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
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
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②即把“五步法”中的一、二步
化约为一步，即发现问题；将三、四步改造为“三步法”中的第二步，更突
出地强调了怀疑精神。这次化约改造，不但离杜威借鉴 自然科学理论
所创立的近代科学假设方法更远，而且较乾嘉学人的经验假定求证方
法也有了不小距离。至于在《我的歧路》中将前“三步法”明晰为“细心
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③，乃至后来的“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这所谓“十字真经”，则成为胡适在西方杜威哲学基础上，
结合乾嘉考据而总结的自己的治学经验了。

二、胡适著述中的墨学研究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评论胡适说：“他重视
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实际内
容。”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正是先从方法论角度切入的，

① 胡适对杜威哲学进行改造的具体分析，参见程伟礼：《胡适与杜威哲学的跨文化传
播》，见（（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1185-19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胡适 1960年 7月 16日
在夏威夷大学的讲演《杜威在中国》中，把杜威的“思想的哲学理论”最终界定为：“杜威说，思
想总是起于一种疑惑或困难的情境；接着就是研究事实的真相，并提出种种可能的假定以解
决起初的疑难；最后，用种种方法，证明或证实那一种假定能够圆满地解决或应付原先激起我
们思想的那个疑难问题或疑难的情境。这就是杜威的思想论。”（见《自由中国》第 21卷第
4期）。

② 原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 7月），后编人《胡适文存》卷二。
③ 原载《努力周报》，第 7期（1922年 6月），后编人《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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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其文
以西学方法来综合研究先秦名辩学说的源流和发展，其中墨辩逻辑占
有很大比重。自此以后，墨家学说成为他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先后写
出的论著有：《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其中之墨家部分）、《墨家哲学》、《中
国哲学史大纲））（第六、八篇）、《墨子小取篇新话》及《梁任公（墨经校释＞
序》、《论墨学》、《跋郎兆玉刻本墨子— 傅沉叔先生藏》、《墨学》、《翁方
纲与墨子》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
大纲》中关于墨学的论述，以及《墨子小取篇新话》。

余英时归结胡适的治学特点时谓“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
化都化约为方法”①。用胡适的话来说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深感
哲学的发展受到逻辑方法的制约影响”，“中国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发展
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②。基于此，胡适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系统研究，首先从发掘先秦诸子的逻辑思想和逻辑方法入手，作成
《先秦名学史》。名学，此指名辩之学，具体指先秦时期以“正名”为特征
的逻辑学。

《先秦名学史》原以英文写成，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为申请博士
学位而撰写的论文，写于1915年 9月至 1917年4月。1917年7月胡
适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以此论文材料为基础讲授“中国哲学史”课。
1922年 1月将此书交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英文刊印，先后发行了三版。
1981年冬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决定
将该书分工译成中文。1982年译校完毕，1983年 12月由上海学林出
版社出版。

全书有《前言》及《附注》，交代本书的论述方法和特点，以及与他的
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的关系；导论《逻辑与哲学》讲本书研究
的目的与范围，提出“哲学发展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新观点，就宋
明新儒家逻辑思想和逻辑方法、中西文化的关系等作以阐说；第一编
《历史背景》，以《诗经》为基础材料考证孔子前的社会政治状况、文化思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② 胡适：《先秦名学史》,6,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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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潮特别是初期辩者如诸隐士、邓析、老子的哲学思想和逻辑观念，提出
孔子之前有一个“逻辑思想孕育阶段”的新观点；第二编《孔子的逻辑》，
除介绍孔子的正名说外，重点以《易传））（特别是《象传下》、《系辞传上》、
《系辞传下）））为基础材料，讨论卦象中的逻辑思想和卦交辞中的逻辑概
念，还讨论了《春秋》“微言大义”所寓含的语言逻辑意念；第三编《墨翟
及其学派的逻辑》，讨论墨辩逻辑和惠施、公孙龙的名辩逻辑；第 四编
《进化和逻辑》，论庄子、荀子、韩非子的逻辑论说。从而对我国逻辑的
起源、先秦诸子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的发展，作出了大致的、历时性的
勾画。

胡适正是在论述先秦诸子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中讨论墨辩逻辑
的。第三编分为三卷，第一卷《导言》交代研究墨辩逻辑的可靠材料、墨
翟的时代及学说、墨家后学及贡献。第二卷《墨翟的逻辑》计两章，第一
章《应用主义的方法》，分析墨家学说的应用主义特点，指明墨家不同于
儒家先验判断的、重实际后果的逻辑判断特征：第二章《三表法》，讨论
墨家三表法的得失。第三卷《别墨的逻辑》计六章，第一章《墨辩》，举例
说明《墨经》的科学价值，和《大取》、《小取》的逻辑学意义；第二章《知
识》，介绍墨家的知识论和教育论；第三章《故、法和演绎》，讨论墨家推
论的演绎逻辑；第四章《归纳法》，讨论墨家类比推理的归纳法；第五、六
章讨论惠施和公孙龙的名辩逻辑。

《先秦名学史》中墨学研究的框架和材料，基本被借用在胡适的《中
国哲学史大纲》中。

1917年 7月，胡适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所教三门课中有一门叫
做“中国古代哲学史”。结合教学，胡适在一年内写成了《中国哲学史大
纲））（卷上一一即第一卷，引者注），1918年 9月交上海亚东图书馆，
1919年2月出版。出版后大受欢迎，两月之内即再版；两年之内印了
七次，发行1. 6万册①。这种情况在当时实不多见。

胡适主张逻辑方法是古代名家哲学的中心间题，所以《中国哲学史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再版自序》，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3页，北京，
中华书局,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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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卷上）（以下简称《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作者的博士论文《先秦名
学史））（英文）为基础框架，加以修改、扩充而成，除蔡元培《序》和作者
《再版自序》外，其他结构与《先秦名学史》相似。第一篇《导言》，交代作
者对哲学、哲学史、哲学史学科的任务、中国古代哲学史分期及中国哲
学史料学的规范等的认识，系统地论述了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基本
问题，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现代化研究阶段的到来。第二篇《中国哲学发
生的时代》分两章，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介绍公元前6世纪～
公元前 8世纪的社会政治状况；第二章《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介
绍这三百年间的思想派别（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态派、
愤世派）。第三篇《老子》介绍《老子》哲学。第四篇《孔子》分五章，是本
书的重点之一。第一章《孔子略传》考孔子生平；第二章《孔子的时代》
论孔子时代的社会思想派别；第三章《易》主要讲易象逻辑和卦丈辞中
的逻辑方法；第四章《正名主义》讲孔子的名辩逻辑；第五章《一以贯之》
讲孔子重推论、重思虑的知识论和以“仁”为中心的人生道德哲学。第
五篇《孔门弟子》讲孔门弟子后学在“孝”、“礼”两方面对孔门人生哲学
的发展。第六篇《墨子》，是本书第二重点，共四章。第一章《墨子略传》
考墨子时代、主要学说及今本《墨子》53篇的分组；第二章《墨子的哲学
方法》讲儒家重目的、墨家重方法的哲学方法区别；第三章《三表法》讲
“三表法”的重实用特点；第四章《墨子的宗教》解说应用主义是墨家“十
论”的哲学基础。第七篇《杨朱》讲杨朱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名、实”
的哲学方法和“为我”的人生哲学。第八篇《别墨》是本书的第三重点，
共六章。第一章《墨辩与别墨》介绍墨家后学及其著述《墨辩》六篇的性
质和读法；第二章《墨辩知识论》讲墨家知识论；第三章《论辩》分析墨辩
逻辑，是重点中的重要部分，篇幅为他章的数倍，且开列张惠言《墨子经
说解》、孙治让《墨子间话》卷十及卷十一、章炳麟《原名》等参考书；第四
章《惠施》；第五章《公孙龙及其他辩者》分析二人的名辩逻辑；第六章
《墨学结论》分析墨家消亡的原因。第九篇《庄子》介绍庄子的进化说、
名学及人生哲学。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讲《大学》、《中庸》作者及
孟柯的方法论和心性哲学。第十一篇《荀子》讲荀子的天道观、心性哲
学和名辩哲学。第十二篇《古代哲学之终局》讲慎到、宋妍、许行、验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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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诸法家人物（胡适不承认有法家）的哲学思想及法理论说，并述古代
哲学中绝的原因。

将以上介绍的两书篇章加以对比就可看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基
本是在《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篇第五章《一以贯之》中的
人生哲学、第五篇《孔门弟子》人生哲学、第九篇《庄子》人生哲学诸论
说，增加了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关于孔子到荀子间儒家诸派别特
别是孟子的哲学思想的论说，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中关于慎到
等樱下诸子的论说。从内容上总括来看，主要是增加了从庄子到荀子
时关于人生哲学的论说。

这种添加，似乎与胡适关于“哲学史中心问题”的认识不一致。胡
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中谓：“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抓住
每一位哲人或每一学派的‘名学方法夕（逻辑方法，即知识思考的方法），
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胡适的这一观点，是他在中哲史研究方
面成功的关键，他从这里入手，抓住了以往治中哲史、思想史者未予充
分注意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他的中哲史研究中的缺陷也正
在于此，他以名学方法作为各家哲学的中心问题，往往将古代哲人或学
派的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乃至人生哲学也用名学方法统贯起来，将它们
间的平行关系搞成主从关系，表现出哲学观念的偏颇。胡适上述关于
先秦人生哲学内容的添加，其原因大概有：其一，《先秦名学史》的英文
原题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可依题专讲名学方法，而此讲为
中国古代哲学史，他 自己大概还不如后来那么 自信，专以哲学方法替代
其他哲学问题；其二，他初人北大，作为青年学子的导师，大概以为人生
哲学是青年们所需。胡适于 1922年 3月 25日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做
《科学的人生观》的讲演，目的也可能在于此。

三、胡适对墨学史诸问题的考辨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胡适的治学格言，在他的初期研究中
已贯彻了这种方法。他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在《中国哲学史大纲 ·序
言》中对哲学史的史料考证作过突出强调，讲解“述学”（述学即穷搜史
料以考证研究对象的生平、思想和学说真面目）对哲学史研究三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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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变、求因、评判的决定性的基础作用。所以，他研究某哲学家和哲学
流派的学说，总先从诸多考证人手。考说墨辩逻辑亦如此。他先列《墨
子略传》一章考墨子时代等，谓“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
先考定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学说，当先知墨子
生于何时。”

他从孙治让说，认定墨子是鲁国人。然后逐一分析《史记》谓墨子
“并孔子时”，毕玩《墨子序》谓墨子“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和汪中、孙
治让诸说得失。赞同汪中推论的可靠，而分析孙治让《墨子间话 ·墨子
后语上 ·墨子年表序》“盖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的错
误：其一，孙氏所据《墨子》之《鲁问》、《亲士》、《非乐上》不可靠；其二，墨
子决不会见吴起之死。并在驳论中考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
与三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 500至 490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
之间（西历纪年元前425至416年）”①。

胡适认为，墨子死后，还有墨者在著书立说，所以他立“别墨”一说，
依《韩非子 ·显学》与《庄子 ·天下》所记考述墨家后学。他就《天下》篇
载墨家后学各派“俱诵《墨经》而倍橘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
辩相昔，以漪偶不件之辞相应”一段话，认为此“墨经”不是今本墨子的
《经》与《经说》四篇，而是“墨教的经典如《兼爱》、《非攻》之类”，从而考
证“后来有些墨者虽都诵《墨经》，虽都奉墨教，却大有‘倍橘不同’之
处”，故“另分出一派‘科学的墨学’，……与宗教的墨学自然‘倍橘不同’
了，于是他们自己相称为‘别墨”，；“如今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
取》、《小取》六篇”是“这些‘别墨’的书”；并又从“文体不同”、“理想不
同”、“‘墨者’之称”、所论问题与惠施和公孙龙讨论的问题相关这四个
方面，考证“这六篇决非墨子所作”②。

就《墨经》作者及与之关联的“前后期墨家”问题，在墨学史上有过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第一章《墨子略传》，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
史）),1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第一章《墨辩与别墨》，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
学史》,128^129页，J匕京，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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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数度争论，我们在后边还要陆续涉及。在这里先应讲明的是，胡适考定《墨经》及《大取》、《小取》（胡适从鲁胜说称其为“墨辩”）非墨子所作的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认定“十论”是墨子所作，因《墨辩》诸篇与“十论”文体不同、理想不同，故认为非墨子所作，而定为后期墨家所作。为了附合这一说法，他才曲解《庄子 ·天下》所言，谓《墨经》非指《经》、《经说》等篇。这种考证，具有“先人为主”的倾向。 以上诸说，基本是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提出或已论证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又细加考说和论证，两书观点基本一致。而胡适关于今本《墨子》53篇之可靠性的认识，则有一个发展过程，两书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先请看下表。

胡适的今本《墨子）))53篇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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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注：本表中加引号者为胡适原话。



胡适注重哲学史研究资料的考辨，尤其重视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著
述— 他称其为“哲学史的原料”①的考辨，所以他在博士论文《先秦
名学史》（英文原称《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写成后，至《中国哲
学史大纲》写作间的数年内，仍对《墨子》所存 53篇不断思索、考证，故
而两书关于《墨子》篇章的可靠性有表中所列的不同认识。

表中第一组材料，主要关于墨家“十论”的篇章，《中国哲学史大纲》
列 24篇；《先秦名学史》列22篇，缺《非乐上》、《非儒下》两篇，而将其列
人“后来根据墨翟的某些不完整的言论和轶事编纂而成的”一类。《中
国哲学史大纲》虽将这两篇列入“十论”材料中，但说“《非乐》、《非儒》两
篇更可疑”，即后人加人的材料颇多。对此两篇前后认识上没有本质区
别。这 24篇，胡适都认为反映了墨翟的思想学说，只是记录加工者，他
在《先秦名学史》中认为是前期墨家，而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笼统地
说是“墨者”。总之，胡适将这些材料作为研究墨翟及前期墨家的“宗教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导言》，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15-17页，北
京，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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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的墨学”的基础材料。

表中第二组材料，胡适认为是墨子言行录。《先秦名学史》中只列
三篇；《中国哲学史大纲》列五篇，增加了《鲁问》、《公输》两篇；而《先秦
名学史》将这两篇分在“后来根据墨翟的某些不完整的言论和轶事编纂
而成的”一类中。《鲁问》记墨子答“鲁君”之问，阐发非攻思想；《公输》
记墨子止楚攻宋一事。关于这五篇，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
“其中有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即认为比墨者们演绎的墨
子的“十论”更为重要，因为胡适认为它们的性质“就同儒家的《论语》
一般”。

表中第三组材料是关于《墨辩》六篇的，胡适的前后观点一致，认为
这是后期墨家所作的，与墨子及前期墨家的“宗教的墨学”有本质的不
同，称其为“科学的墨学”，“决非墨子所作”。

表中第一、二组篇章，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称可“先读”，第
三组篇章，称可“后读”。这三组材料，他认为最为可靠，可分别作为考
察墨翟及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即“别墨”的基础材料。

表中第四组材料，习惯上称“墨守十一篇”。《先秦名学史》和《中国
哲学史大纲》所列一致。惟其作者，前书以为与墨翟有关系，大致可看
作是前期墨家所记墨翟言行；而后书则笼统地视为“墨家守城备敌的方
法”，不确指与前期墨家有关还是与后期墨家有关。

表中第五组材料，《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看法最异。
首先在篇目上，后书将《非乐上》、《非儒下》列入墨家“十论”篇 目
中，虽说其“可疑”，但总归目为“后人演墨子学说”的篇章，其可靠性有
了质的变化；后书将《鲁问》、《公输》列人“墨子言行辑聚”类，成了比墨
家“十论”“更为重要”的材料，亦发生了质变。其次，《中国哲学史大纲》
将《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统统斥为“皆后人
假造的”，前三篇据非墨家材料而造，后四篇据“墨家的余论”而造。而
《先秦名学史》则除认为《亲士》、《修身》为儒家说教外，其余五篇却是后
人据“墨翟的某些不完整的言论和轶事编纂的”。前后看法差别有质的
不同。且《所染》一篇，《先秦名学史》中归为“不完整的”墨翟“言论和轶
事”的编纂，而《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则归为“全无墨家口气”一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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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些，都说明胡适在撰写《先秦名学史》时，对今本《墨子》前七篇缺乏深入
研究 。

胡适的哲学史料考辨，是对我国古代传统辨伪的继承和发展。我
国古代书籍辨伪学有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时
代》以为书籍辨伪起于司马迁作《史记》，但已难考稽线索。刘向、刘散
父子整理古书，疑书有伪者16种①。其辨伪方法，张舜徽在《中国文献
学》第六编第五章《辨伪》中曾总结为六例：（一）明定某书为依托，但未
能确指其人；（二）从文辞方面，审定系后人伪托；（三）从事实方面，审定
系后人依托；（四）明确指出伪托之时代：（五）明确指出系后世增加；
（六）不能肯定的，暂时存疑。其中“文辞辨伪法”、“史事辨伪法”尤可注
意。东汉马融辨《尚书》中《泰誓》之伪，从两个角度，日文章浅露，曰前
人引《泰誓》不见今本者颇多。其中“引文辨伪法”最可注意。南朝刘拇
《文心雕龙 ·明诗》辨李陵、班婕好五言诗之伪，创“文体辨伪法”。北朝
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论《山海经》中有伪，创“地理沿革辨伪法”。
唐代《法苑珠林》作者道世在《辨道经真伪表》中又明确提出“著录源流
辨伪法”，而为后世辨伪所最常用。柳宗元《诸子辨》之《辨论语》，又创
“称谓辨伪法”。宋代朱熹之辨伪方法，白寿彝先生为《朱子辨伪书语》
所写序言中总结为六条，其中“以文章气象辨伪”最可引人注意。明代
胡应麟《四部正讹》总结前人辨伪方法，提出辨伪八法：（一）核之《七略》
以观其源；（二）核之群志以观其绪；（三）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
（四）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五）核之文以观其体；（六）核之事以观其
时；（七）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八）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清代《四库全书
总目》辨出伪书570余部，其运用的辨伪方法，今人归结为20种：(1)从
授受源流上辨伪；(2)从被依托者辨伪；(3)从传出者辨伪；(4)从该书与
作者的行事矛盾辨伪；(5)据当世人的揭发辨伪；(6)从文体上辨伪；
(7)从文章风格上辨伪；(8)从特殊语词的起源辨伪；(9)从该书的声韵
系统与时代的矛盾辨伪；(10）从因袭辨伪；(11)从称引上辨伪；(12)从

① 见《汉书 ·艺文志》诸书下班固注，如《太公》下注“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
也”，《文子》下注“似依托者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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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佚文上辨伪；(13)从史实的先后辨伪：(14)从史实的伪妄辨伪；(15)从
称谓上辨伪；(16)从制度沿革上辨伪；(17）从地理沿革上辨伪；(18）从
该书与作者的思想矛盾辨伪；(19）以学术思想发展史的倒置辨伪；
(20）从作者水平与该书不符辨伪。①成为辨伪条例之大成。

辨伪对于学术研究的作用，在于它理清了研究对象产生的真实年
代，以对研究对象作切合实际的探讨和评说。此即辨伪的目的及学术
意义所在。否则，若不进行研究对象的辨伪，如胡适说的“若把那些不
可靠的材料信为真书，必致（一）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二）乱了学说
先后的次序；（三）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②正是出于这种学术考
虑，胡适在进行各派哲学思想研究前，都先对研究所依据的材料进行
考辨。

对研究材料进行考辨的方法，胡适就“哲学史料”提出五种：一曰史
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
书或那一篇是假的”；二曰文字，“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字，不致乱用。
作伪书的人，多不懂这个道理，故往往露出作伪的形迹来”；三曰文体，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后人尽管
仿古，古人决不仿今”；四日思想，“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
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
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大凡思想进
化有一定的次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即有那个时代的思想”，
“大凡一种重要的新学说发生以后决不会完全没有影响”；五曰旁证，
“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书里寻出的，故名为旁证。旁证的重要，有时竟
与内证等”。③

与上述古人的辨伪方法比较可见，胡适考辨史料的方法，是对古人

① 杜泽逊：《古籍辨伪学小史》，见《占籍整理研究论丛》第二辑.238页，山东文艺出版
社 ，1993a

③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导言》，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18页，北京，
中华书局，19910

③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导言))，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120-22页，北
京，中华书局．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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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辨伪方法的继承与发展。胡适的“史事辨伪法”与今人总结《四库提要》
辨伪法（以下简称“四库辨伪法，’）第（13）一（17)法有联系。胡适的“文
字辨伪法”与“四库辨伪法”第（8)一（9)法有联系。胡适的“文体辨伪
法”与“四库辨伪法”第（5)一（7）法同。胡适的“思想辨伪法”与“四
库辨伪法”第（18）一（19)法相似。胡适的“旁证辨伪法”与“四库辨
伪法”第〔1)一〔4）法有关联。胡适出身于绩溪胡氏家族。这个家族
世传汉学，曾出现胡 培肇等大经学家，故胡适“察有 ‘汉学夕的遗
传性，，①。

胡适在继承前人辨伪方法时，又有新的发展。他所讲的“文体辨
伪”，一看文体，曰古人不会模仿今人；二看文体的个体差异，曰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文体，即文章风格不同。他讲“思想辨伪”，细分为三个方
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体系，与其思想体系矛盾者为伪；思想发展
有历史规律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与此倒置者往往为伪；重
大思想会有影响，久佚之书又寻不出影响序列，而后世突然出现，往往
为伪。这些细密的区分，发展了古人的辨伪方法。

胡适对于《墨子｝))53篇的考辨，是他的“五种方法”的具体运用。表
中第一组材料，胡适谓“由许多记录组成”，故定为“大概是前期墨家写
下的关于墨翟的基本学说”②，大概因这些材料中都有“子墨子曰”，故
胡适谓其为“记录”，这是“史事辨伪法”，同于“四库辨伪法”中的“称谓
辨伪”。大概这些材料中的“非攻”、“节俭”等主张，又与墨翟所处的战
国前期社会状况相关联，故胡适谓其为“墨子的学说”，这也是“史事辨
伪法”。

第二组材料中有“子墨子”与弟子及时人的问答，有其行事活动，故
胡适亦目为“记录”，并谓它们比第一组材料“更重要”。这也是“史事辨
伪法”。

第三组材料是胡适分析的重点。胡适确定这些材料为后期墨家所

① 蔡元培：《中国哲学史大纲 ·序》，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1～3页，北
京，中华书局，19910

② 胡适：《先秦名学史》,5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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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作，列出四种证据：“（一）文体不同。这六篇的文体、句法、字法，没有一
项和《墨子》书的《兼爱》、《非攻》、《天志））．··…诸篇相像的”。这是用“文
体辨伪法”。“（二）理想不同。……六篇之中，全没有一句浅陋迷信的
话”，它们与胡适确定的前期墨家的“十论”中包含的迷信思想相反，皆
是“科学家和名学家的议论”。这是“思想辨伪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
代的思想。“（三）‘墨者’之称。《小取》篇两称‘墨者”，。这是“史事辨
伪法”，以“称谓辨伪”。“（四）此六篇与惠施、公孙龙的关系。这六篇中
讨论的问题，全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哲学家争论最烈的问题”。这也
是“思想辨伪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关注的间题。“《庄子 ·天下篇》
所举惠施和公孙龙等人的议论，几乎没有一条不在这六篇之中讨论
过”①。这些论说，战国庄子学派既谓属惠施、公孙龙，当然不会是墨子
的东西。这是“旁证辨伪法”。

第四组材料记“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胡适认为，“作为以‘兼爱’
学说为基础的一种宗教，墨家谴责战争”，故胡适认为可与《公孟》等同
样看做前期墨家对墨翟的言行录。胡适还举他所认为是墨子言行录之
一的《墨子 ·公输》所记墨翟止楚攻宋的故事，来证明这些“守城备敌”
之法必为墨子言论而为弟子门人所记。这都是“思想辨伪法”，一学派
有一学派的系统学说。胡适还举“来 自批评他的人的评论”，即《孟子 ·
尽心上》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和《庄子 ·天下》对墨子
以天下为己任的议论，来证明墨子止攻的“守城备敌”之法，当属墨
家②。这是“旁证辨伪法”。

第五组材料，胡适谓“皆后人假造的”。因“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
这是“思想辨伪法”，此三篇思想学说与整本书中他篇学说不一致，故定
其伪。“后四篇乃根据墨家的余论所作的”，即据墨家遗说由他人造作
的。此亦由思想学说的对比而定。③

① 以上皆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别墨》，第一章《墨辩与别墨》．见《胡适学
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127^-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亦参见胡适：《先秦名学史》,51--
59页，上海 ，学林 出版社 ,19830

② 以上皆见胡适：《先秦名学史》,51^-5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0
③ 以上皆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墨子》，第一章《墨子略传》，见《胡适学术
文集 ·中国哲学史》,101-1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0

108

除墨子时代的考证和《墨子》篇章的真伪考辨外，胡适还讨论过墨
家与儒家的关系，前期墨家的宗教主旨，以及“旁行读法”等问题。

从上述《墨子》篇目的辨伪中，可以透视胡适的另一学说 ，即前后期
墨家说。胡适在《先秦名学史》第三编《墨翟及其学派的逻辑》中，将《墨
子》某些篇章列为“前期墨家写下的关于墨翟的基本学说”，列为“前期
墨家对墨翟言行的记录”；将某些篇章“看做后期或新墨家的著作”。在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别墨》中，谓墨家原有“宗教的墨学”一派，后
来“另分出一派‘科学的墨学”，，“于是他们自己相称为‘别墨’（别墨犹
言‘新墨’）”。他的主要观点是：今本《墨子》53篇没有一篇是墨翟写
定，其中某些部分是前期墨家记录和推演墨翟论说写成的“宗教的墨
学”类著述；有些部分是后期墨家就所处时代争论的问题写成的篇章，
以及总结其前科技成果写成的篇章，即“科学的墨学”；另有少部分是他
派诸子伪造的篇章。后来，这一观点被冯友兰先生系统为“前后期墨
家说”。

四、胡适对墨家思想特点和“三表法”的研究
胡适在与儒家思想方法的对比中研究墨家社会思想特点。他是从
纷纭万端的墨家论说中，抽取了《墨子》中的两个例子，来分析儒墨的两
大区别。举《耕柱》记孔子答叶公子高“善为政者若之何”之问时，强调
应使“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而墨子则认为叶公子高是“问所以为之
若之何”，孔子答非所问。胡适即以此不同，来分析“儒墨的大区别”：儒
家重“理想的目的”，而墨家重“进行的方法”。胡适又举《公孟》所载墨
子和“儒者”关于“何故为乐”的问答．即“儒者”答“乐以为乐”，而墨子纠
正之，谓应回答“为乐”的功用，来分析儒墨的另一大分别：“儒者说的还
是一个‘什么夕，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胡适就这两个例子所表现
的儒墨区别，来总结儒家思想学说的特点在于“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
想的标准”，其所强调的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而墨
家“恰与此相反”，“‘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
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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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处”，“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又可叫做‘实利主义”，。①

胡适认为，“墨翟发现了应用主义的方法之后，便把它贯穿于自己
的全部学说中，使它成为自己学说的基础，并使许多流行的学说受到它
的检验”。② 因此，墨家创出了“三表说”。《墨子 ·非命上》日：“言必有
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
本之？上本之于古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
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胡适总结墨家“三表法”的实质在于："(1)跟已经确立的思想中最好的
一种相一致；(2)跟众人的经验事实相一致；(3}付诸实际运用时导致良
好的目的”③。胡适还举例分析了《墨子》篇章中对“三表法”的具体
运 用 。

进而，胡适分析了“三表法”的价值和流弊。谓第三表的好处在于
强调实际效果，其流弊在于将“应用”讲得太庸俗，没有注意到某些措施
的潜在价值。如其“非乐”仅从费钱财等方面出发，没注意它那教化人
心、调节人情的潜在作用。胡适谓第二表“注重耳目的经验”，是“科学
的根本”，但其流弊在于：（一）耳目见闻有限；（二）耳目见闻“最易错误
迷乱”。胡适谓第一表“强调过去的实际应用”，重经验效用，重“从历史
的教训获名益，并学会去进行有益的实践活动而避免招致灾难的活
动”。在以上分析基础上，胡适对墨家“三表法”总结道：“在这当中存在
着墨翟哲学方法的积极用处。墨翟一方面着重实际效果并经常批评儒
家喜用抽象的名和原理而不顾它们在生活中的效果。同时，墨翟本人
也在设法建立一个普遍原则的体系，一个用应用主义方法检验、权威地
建立的真理体系，以指导个人行为，管理社会和国家。”“墨翟的方法，一
方面强调实际效果，同时致力于与特殊效果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旨在
形成一个关于行为的普遍规律的体系。这种思想曾大大地影响着墨
翟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在政治上，他想看到一个统一的最高权力和

① 以上皆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墨子》，第二章《墨子的哲学方法》，见《胡
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107-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0

② 胡适：《先秦名学史》,51 5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③ 胡适：《先秦名学史》,69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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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一个普遍 的法制；在宗教上，他认 为天志是对 与错的最普遍 的
标准”①。

就这样，胡适从哲学方法的不同人手，去分析儒家思想与墨家思想
特点的不同，去寻求墨家思想方法特别是“三表法”对前期墨家政治思
想和宗教学说创立的决定作用。这种研究方法，与胡适的哲学思想方
法特点密切相关。胡适认为，“哲学的发展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②。
胡适这种重方法论的思想方法，使胡适对于墨家哲学论说、社会思想、
科技学说的内在本质联系能够清晰把握；而胡适对于墨家社会政治思
想的复杂多彩的一面不能充分认识，在墨家政治思想研究方面导致了
简单化倾向，其原因也在于此。

五、胡适的墨辩逻辑研究
胡适的墨辩逻辑研究，在他的墨学研究中成绩最著，胡适重点讨论
的是墨家的知识论和名辩说与逻辑条例。

胡适将《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
《小取》称为《墨辩》。

胡适总结墨家论“知”的过程，有三个层次：（一）“知，材也”，即人
的感知器官，这是人所以能“知”的内在基础；（二）“知，接也”，即外物
通过人的感知器官而产生的感觉；（三）“知，明也”，即对在内在感知器
官基础上产生感觉的综合把握，即理解，相当于佛家的“识”。胡适总结
说，墨家“所以‘知觉’含有三个分子：一是‘所以知’的官能；二是由外物
发生的感觉；三是‘心’的作用。要有这三物同力合作，才有‘知觉’。”这
是胡适对墨家认识外物之程式的理解和综合把握，第一次对其从认识
过程的解析上作综合论述。

胡适进而分析，墨家还将人的认知过程与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谓

① 以上见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墨子》，第三章《三表法》，见《胡适学术文
集 。中国哲学史》,112-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又见胡适：《先秦名学史》,66^-75
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② 胡适：《先秦名学史》，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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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经上》的“久，弥异时也”是论时间，《经上》的“宇，弥异所也”是论空间。
有了这二者的作用，方可将上述认知的三过程统一起来，而产生“知
觉”。胡适举例解《经上》“坚白不相外也”条，谓手摸知坚，眼见知白，而
由心智的综合作用，才能产生正确认识：“知道刚才的坚物，就是此刻的
白物，是时间的组合。知道坚白两性相盈，成为一物，是空间的组合。
这都是心知的作用，有这贯穿组合的心知，方才有知识。”

胡适进而分析，墨家还认识到知识欲存留在大脑中而产生价值，要
靠记忆，故《经下》曰：“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有了久与宇的作用，才
有“记忆”。其中，久的作用更大。“先由五路知物，后来长久了，虽不由
五路，也可见物。譬如昨天看梅兰芳的戏，今天虽不在吉祥园，还可以
想起昨天的戏来。这就是记忆的作用。”

分析了墨家关于获取知识、转化成记忆的过程后 ，胡适还讨论了
墨家关于获取知识三途径的论说。认为《经上》“知：闻、说、亲”，及
《经说上》“知：传受之，闻也 ；方不瘴，说也；身观焉，亲也”，即此。闻
知分为传闻和亲闻。说知即推理 ，人的大量知识不是靠亲知，而是靠
推理获得。

胡适还讨论了墨家检验知识的标准，即《经下》“知其所以不知，说
在以名取”，学说要靠它们产生的效果来检验。墨家同时还认识到“人
类行为总是由知识来指引”，即《经上》“为：穷知而僻于欲也”。①

就这样 ，胡适对墨家关于认知的三过程及与时间、空间乃至记忆
的关系，关于知识获取的三条途径，关于知识与实践的检验与指导的
相互关系等作了分析和总结，既有通俗的训释，也有贯通性的总结。

胡适重点讨论了墨辩逻辑条例。他先从墨家关于论辩的诸多概念
人手来讨论这一问题。

胡适分析，墨家以为辩的作用在于明是非，《经上》“辩，争彼也”，彼
乃彼之形误，彼与波通，即论辩。结合《小取》“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

① 以上引文皆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别墨》，第二章（｛（墨辩）论知识》，见
《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132-1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又见胡适：《先秦名学
史》,76 1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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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胡适认为
墨家总结的说辩目的，“共有六项 ：（一）明是非，（二）审治乱，（三）明同
异，（四）察名实，（五）处利害，（六）决嫌疑”。

就《小取》“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
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胡
适认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是墨家“总论 ‘辩 ’的方法，
‘摹略’有探讨搜求的意义。论辩的人须要搜求观察万物的现象，比
较各种现象交互的关系，然后把这些现象和这种种关系，都用语言文
字表示出来”，这就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而“以类取，
以类予”则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根本方法。“取”是
“举例”，“予”是“断定”。凡一切推论的举例和断语，都把一个“类”字
作根本。“类”便是“相似”。胡适进一步指出，“‘以说出故’的‘故’乃
是《墨辩》中一个极重要的观念”，“故的本义是‘物之所以然’，是成事
之因。无此因，必无此果”，“故，是立论所根据的理由”。“故”有大小
的分别。小故是一部分的因，各种小故的总和，便是大故；诸小故合
成大故，乃可见物。

经过上述分析，胡适得出结论：“《墨辩》的名学，只是要人研究‘物
之所以然’，然后用来做立说的根据”，所以应从因果关系着手去研究墨
辩 逻辑 。

胡适还提出，《墨辩》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法。法即范式。
《经下》“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即说同法者必定同类。“法”是“所若而
然”，“故”是“物之所以然”，将两者结合起来，可见故与法的关系，一类
的法即是一类所以然的故。胡适强调：“科学的目的只是要寻出种种正
确之故，要把这些‘故’列为‘法则’（如科学的律令及许多根据于经验的
常识），使人依了做去可得期望的效果。”

这样，胡适把墨辩逻辑的诸多基本概念，即辩、类、故、法等作了通
俗的解说，并指出它们同两种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的关系— “名学
的归纳法是根据于‘有之必然’的道理，去求‘所以然’之故的方法。名
学的演绎法是根据于‘同法的必定同类 ’的道理，去把已知之故作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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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前提），看他是否能生出同类的效果”‘①这就为以下讨论墨辩方
法扫清了障碍。

关于墨辩方法的研究．胡适没有像前代学者那样从《墨经》里钩稽
条例，而是用《小取》的一段文字来统领《墨经》所列诸逻辑方法。《小
取》有曰：“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效也者，为之法也；所
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
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体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
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
‘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胡适结合西方逻辑中的判断和推理
诸式来解释这段话中所举的墨辩方法。

胡适以为“或也者”之“或”，是“域”字的古字，“有限于一部分之
意”；结合《易 ·文言》“或之者，疑之也”，又谓此句有“不能包举一切，故
有疑而不决之意”。胡适在这里，实际上以西方逻辑中的或然判断来解
释“或也者，不尽也”之意。

“假也者，今不然也”，胡适谓“假即假设”，“假设的话，现在还没有
实现，故说‘今不然也”，。这实际上是用西方逻辑的假言判断来解释。

以上二条是墨家的判断之法。
“效也者，为之法也”云云，是胡适最看重的一句。他认为“此处所
谓‘效’，乃是‘演绎法’的论证（又译外搐）。这种论证，每立一辞，须设
这辞的‘法’，作为立辞的‘故’。凡依了做去，自然生出与辞同样的效果
的，便是这辞的‘法’。这法便是辞所仿效”。因为胡适主张“凡同法的
必同类”，故而“求立辞的法即是求辞的类”，所以他认为墨家的演绎论
证，“不必一定用三支式”。墨家所说的“效”，也是“实在没有规定‘三
支’的式子”。因为他认为墨辩的效、法、故是一致的，所以他批评章太
炎在《原名》中分析墨家也有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种“三支式”的演绎
推理的结论，认 为这是 因把“大故”与“小故”和概念理解为大前
提、小前提所致。胡适提出：“《墨辩》的‘效’，只要能举出‘中效的

① 以 L引文皆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别墨》，第三章《论辩》，见《胡适学术
文集 ·中国哲学史》.138^-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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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因明所谓因，西洋逻辑所谓小前提，— 已经够了，正不必有
三支式”。为什么墨辩逻辑不用大前提呢？胡适以为：“因为大前提的
意思，已包含在小前提之中”。所以胡适提出：墨家的“演绎法的理论，
基本上是一种正确地作出论断的理论”①，它不同于西方逻辑三段论，
也不同于因明学的三支式，但它却具备三段论的“基本学理’，②。这一
认识，纠正了前人研究墨辩逻辑时那种与西方逻辑和佛家因明简单比
附的方法，注意到墨辩逻辑的特殊方面。不具备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
学养，没有对西方文化及佛家文化的深刻理解，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小取》提出的辟、伴、援、推四法，胡适作为“归纳的论辩”来解释。
他认为：“伴与辟都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方法”，
它们的区别是“辟是用那物说明这物；伴是用那一种辞比较这一种辞”。
但是，“这两种法子，但可说是教人的方法，或是谈说的方法，却不能
作为科学上发明新知识的方法”。它们都不能推出人类未知的新
知识。

但援和推则不同。
胡适认为，墨家的“援”即援引和援例，即“由这一件推知那一件，由
这一个推知那一个”的方法。它的推理结果，“大都是一个‘个体’事物
的是非，不能常得一条‘通则’”，但它“有时也会有与‘归纳’法同等的效
能，也会由个体推知通则”。

胡适认为，墨家的“推”是“归纳法”，亦名“内摘法”。《小取》所谓
“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
岂谓‘也者异也”，。胡适解为：“那些已观察了的例，便是‘其所取者’。
那些没有观察了的物事，便是‘其所未取’。说那些‘所未取’和这些
‘所取者’相同，因此便下一个断语，这便是‘推’。”胡适又解“也者”即
“他者”，《小取》“推”法下半部分的意思是“人说‘那些不曾观察的，都
和这些已观察了的相同’，我若没有正确 的‘例外’，便不能驳倒这
通则”。

① 胡适 ：《先秦名学史》，83-8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
② 胡适 ：《（墨子 ·小取篇）新沽》，载《北京大学月刊》．第 1卷第3期，191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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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胡适还依据西方逻辑归纳的种类，分析了《墨辩》中关于求
同、求异、同异交得诸论述。

此后，胡适得出结论：“‘或’与‘假’系‘有待的’辞，不很重要。‘效’
是演绎法，由通则推到个体，由‘类’推到‘私’。‘辟’与‘伴’都用个体说
明别的个体，‘援’由个体推知别的个体，‘推’由个体推知通则。这四
种一一辟、伴、援、推－— 都把个体的事物作推论的起点，所以都可以叫
做‘归纳的论辩’。”

最后，胡适就墨辩与因明、西方逻辑的优劣来总结墨辩逻辑在世
界逻辑史上的价值 ，说：“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
个重要的位置。法式的 （Formal）一方面，自然远不如印度的因明
和欧洲的逻辑……墨家名学所有法式上的缺陷，未必就是他的弱点，
未必不是他的长处。印度的因明学……三支便差不多全是演绎法，把
归纳的精神都失了。……欧洲中古的……法式越繁，离亚里士多德的
本意越远了。墨家的名学虽然不重法式，却能把推论的一切根本观
念，如 ‘故’的观念，‘法’的观念， ‘类’的观念， ‘辩’的方法，
都说得很明白透彻。有学理的基本，却没有法式的累赘，这是第一长
处。印度、希腊的名学多偏重演绎，墨家的名学却能把演绎、归纳一
样看重。……墨家因深知归纳法的用处，故有 ‘同异之辩’，故能成
一科学的学派。这是第二长处。”这种价值的论定，是在传世的三种
逻辑方法的比较的基础上做出的，因此是中允的。胡适的这一研究，
将清末学者在墨辩逻辑研究上的比附方法，发展为科学的比较方法。
这点，我们在后边还要涉及。

除此之外，胡适还对《墨辩》中的算学、形学（几何）、光学、力学、心
理学、人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成就举例论说。然后，胡适在与先秦
诸子的比较中凸现墨辩逻辑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谓儒家的正名论
和老子、杨朱的无名论，都走向了两个极端。“‘别墨’于两种极端派之
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学。他们不问名是否有实，实是否有名。他们
单提出名与实在名学上的作用”，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一种贡献。谓“墨
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
法”，，这是墨家名学的第二种贡献。谓“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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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论”，于光学、力学诸论说中体现出“真正科学的精神”，这是墨学的第三
种贡献。谓“墨家名学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象’的观念，下开法家
‘法’的观念”，这是墨家名学的第 四种贡献。总之，“古代哲学的方法
论，莫如墨家的完密。……从此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
法论的影响。”①

胡适还论述了墨学消亡的时间和原因。谓墨学在韩非死至司马迁
作《史记》之 150年间消亡了。其原因有三，一曰儒家的反对，二曰遭政
客猜忌，三曰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不能急当世所用。②

胡适一再强调哲学的进步依赖方法论的发展，而墨家是先秦诸子
中最讲方法论的一派，故而胡适对墨家，特别是墨辩逻辑作了重点研
究。由于他深厚的国学功底，故能深人挖掘今本《墨子》中的方法论学
说精华。又由于他系统地学习过西方科学知识特别是哲学方法论，所
以他能正确地、恰当地运用西学方法来研究墨学，在比较中发现墨学特
别是墨家方法论的优长，恰如其分地评价它在世界逻辑学史上的地位。

六、胡适墨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

胡适的墨学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一）在墨学考证方面取得了两大突破性进展。其一，由于胡适强
调哲学史料辨伪对哲学史研究的决定性作用，故对今存《墨子》53篇的
时代和作者作了扎实的考辨。其所使用的考证方法，一直为其后从事
此问题考辨的学者诸如梁启超、严灵峰等所遵循；其考证《墨子）)53篇
分组的“五分法”基本格局，其后的此类著述都未能从本质上超越，如梁
启超《墨子学案》遵从“五分”，仅对某些类别的作者作了不同推测；严灵
峰《墨子简编》“八分法”，亦是以胡适“五分法”为基础的更细密划分。
其二，胡适强调考察哲学学说的发生和发达时代对于研究哲学学说的

① 以上引文，除标明者外，皆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别墨》，第三章《论
辩》，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国哲学史》,138 156页，北京，中华书局，ls91o

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八篇《别墨》，第六章《墨学结论》，见《胡适学术文集 。中
国哲学史》,172-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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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故在考评前人诸说的基础上对墨子生卒年代作了细密考证。
其成果为后代墨学研究者多次引用，其考证此问题所用的综合方法，也
为后代多数学者所遵从。

（二）在墨辩逻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奠定了墨辩逻辑
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胡适像梁启超那样以《墨辩》六篇作为墨辩逻辑研
究的主要材料，重点讨论了墨家知识论、名辩说与逻辑条例三大方面。
此三大方面一直是后代墨辩逻辑研究者所重视的主要内容；其对墨辩
逻辑条例的划分和考说诸成果，都被后代墨辩逻辑研究者借取。胡适
将他的深厚国学修养与留学所学到的西方逻辑学知识结合起来，在梁
启超《墨子之论理学》基础上建立的20世纪墨辩逻辑学研究的基本框
架，为后世多数墨辩逻辑研究者遵从。

（三）胡适对墨家重实践的思想方法特点的总结，比其他学者此一
方面的研究更具学术意义。其一，胡适是在与儒家思想方法的对比中
去分析墨家“重进行方法”的实践性特点。其二，胡适结合对墨家“三表
法”价值和流弊的研究和分析，去研究墨家社会思想特点，去分析墨家
思想学说中的实践精神。它比梁启超对比日本海军殉难来强调墨家重
行精神①，比史墨卿《墨学探微》排比墨家言行来总结墨家实践精神，更
具学术启发意义。

（四）胡适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接受过西学研究方法系统训练
的独特条件，融合中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以治墨学，创造出一整套考据原
始材料、析论思想学说、评价历史作用的文史哲研究方法，奠定了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近代化研究方法的基本模式，同时也标志着墨学研究方
法近代化的完成。这一点，我们还将结合其与清儒、与梁启超治墨方法
的比较作进一步论述。

但是，胡适的墨学研究也有他的失误和缺陷，这主要表现在考证和
论析两个方面。胡适墨学考证的主要失误在：出于对《庄子》“别墨”之
称的误解而称后期墨家为“别墨”；将历史上有定论的惠施、公孙龙等名

①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第五章之《附言》,47页，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七，北京，
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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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归人“别墨”之中。胡适墨学论析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方法论因而
看重墨辩研究，但对今本《墨子》中占相当大 比重的墨家政治思想学
说未作深人研究，对《备城门》以下诸篇的军事攻守战术及装置未作
研究。

但是，胡适的墨学研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墨学研究近代化向现代
化的转变，开创了墨学研究的新时代。这一功绩．应予特别注意。

第三节 墨学研究方法的划时代转变

墨学研究方法的划时代转变在清末民初，我们结合对清儒、梁启
超、胡适墨学研究方法的分析来看此一转变。

乾隆年间，毕玩等研究整理《墨子》，使沉寂了两千年的墨学得以渐
次复兴。19,20世纪之交，孙治让综合前人注释、研究成果，作《墨子间
话》，成为清代墨学整理和研究的集大成者。20世纪初，梁启超怀着救
国醒民的热切政治愿望，研究《墨子》，整理《墨子》。旋后，学成归国的
胡适扩展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令学界耳目一新。纵观19,20世纪之交墨学研究的发展，在成果方面
呈现着由整理到研究的转变，在学术方法上表现出由传统方法向近代
化方法的转化。

一、清儒治墨中的书证法
清儒治经，尊从汉学，主要因他们对宋学解经方法的不满。宋儒解
经，或径改古书文字，或增字解经，或望文生义。其最甚者，不知语音之
发展变化，而硬改古音为“叶音”来读上古韵文，留下了诸多笑柄。面对
如此学术弊端，清儒重取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注经方法，即举例为证以解
字注音的实证方法，来整理旧籍，研究传统学术。

在清儒卓有成效的几个研究领域，无一不用举例为证的研究方法。
如段玉裁注《说文 ·示部))"抵”字原从“衣”，举《五经文字》、《广韵》、《唐
石经》、《左传疏》、颜师古注《窦婴传》等书中诸例为证。如钱大听证“古
无舌上，舌上之音皆读舌头之音”，举古音“冲读若动”、“中如得”、“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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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赵如稠”、“竹如笃”、“猪如都”、“追如堆”、“悼如A11,.a帐如棠”、
‘他 如沱”、“廖如坛”、“秩如麟”、“娃娣双声”、“陈如田”等条目中数百书
例为证。如刘淇《助字辩略》证“唯”除可用为实词作“专”解，又可用为
发语辞、用为语助辞，依次举《书·益樱》、《论语》、《书·伊训》、《诗 ·大
雅》、《论语》、《史记 ·太史公 自序》、《汉书 ·张良传》及《五行志》、
《书 ·仲1A之浩》、《诗 ·大雅》、《左传 ·隐公十一年》、《嘻公四年》、
《禧公三十三年》、《成公 二年》、《孟子》、《左传 ·隐公十一年》、《昭
公元年》、《孟子》、《广雅 》、《左传 ·禧公五年》、《魏志 ·王租传》、
《史记 ·燕世家)III《越世家》、《荀子 ·性 恶》中 24处 文字为证。他
们用众多的古书实例，证成一条通例，再以此通例指导读古书、整理
古籍。

毕沉以下诸儒的墨学校注，正是运用了此种方法。今以《墨子 ·公
孟》“绛衣博袍”孙治让《间话》所集各家注文为例，来分析清儒注墨
方法。

毕沉《墨子注》：“《太平御览》引作‘褒衣博袍’。”毕沉校书，始觉
“绛”与“博”不成对文，在两千年来读墨者不疑处有疑，故引《太平御览》
“褒衣博袍”以存疑。

王引之接过这一疑点，考曰：“绛，当为绛，字之误也。绛与缝同
（（（集韵》缝或省作绛。《汉丹阳太守郭昊碑》‘弥烽衰口’，绛，即缝字，
字从争不从条）。缝衣．大衣也。”王引之从《集韵》有“大”之意的“缝”
字可省作“绛”，而悟出“绛衣”乃“蜂衣”之形误，并引《郭曼碑》例以比
证。绛衣即缝衣亦即大衣，改作“锋衣”始与“博袍”对文。王引之又
嫌《郭星碑》单证太孤，故又从“烽”字的通假字上找例证，日：“字或作
逢，又作链。《洪范》‘子孙其逢’，马注曰‘逢，大也’。《儒行》‘衣逢掖
之衣’。郑注曰‘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禅衣也。’《庄子 ·盗m
篇》‘撞衣浅带’向秀注日：‘儒服宽而长大’（见《列子（黄帝篇）释
文》）；《释文》曰‘键，本又作缝’。《荀子 ·非十二子篇》‘其冠进，其衣
逢’，《儒效篇》‘逢衣浅带，解果其冠’，杨惊注并曰‘逢，大也’。《列
子·黄帝篇》曰‘女，逢衣徒也’。缝、锋、逢、徒，字异而义同。‘锋衣’与
‘博袍’连文，绛、博皆大也。《淮南 ·齐俗篇》作‘据衣博袍’，高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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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褒也’。褒亦大也。《泛论篇》又云 ‘褒衣博带’。’，①王引之结
合通假字，连举9例，以明烽衣即大衣， “绛”乃 “绛”之形误，
从而解决了毕沉提出的疑问。

王念孙读《墨子》，于此句别作辩解曰：“哀十四年《公羊传》‘反袂
拭面，涕沾袍’，何注日‘袍，衣前襟也’。”②王念孙恐人们以习惯上的
“长衣”解此“袍”字，故举何休注《公羊传》语，以明此“袍”字指衣
前襟。

“绛衣博袍”的所有问题，至此似乎全部解决了。但孙治让作《墨子
间话》，觉得“绛衣”和“博袍”还有问题需解说，故曰：“王说是也，今据
正。烽衣，即《礼经》‘侈袂之衣’。《周礼 ·司服》郑注云‘士之衣，袂皆
二尺二寸而属幅。其祛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盖半而益一
焉。半而益一，则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孙治让接受了王引之“绛
衣”即“烽衣”之形误而本指宽大之衣这一成果，改正了原文。但他觉得
对“烽衣”究竟宽大到什么程度，还需做解说，于是以《周礼·春官 ·司
服》郑玄注士衣袂、祛之制，并“大夫以上侈之”之制，来推演楚庄王“绛
衣”之制式。至此，“绛衣”之误，锋衣之宽大，及宽大的具体制式，都已
圆满解决了。

对于王念孙解此处“袍”指衣前襟，孙治让进一步补充曰：“博袍，即
绛衣之前襟。《广雅 ·释器》云‘袍，长糯也’，彼燕居之服，非听治所用，
与此‘袍夕异也。任大椿谓‘锋衣博袍’即汉晋以后之朝服绛纱袍，大
误。”孙治让以此句下有“以治其国”句，故以此“袍”当指“听治之服”，非
“燕居之服”，不是《广雅 ·释器》所指的“长糯”。并进一步指出任大椿
《列子释文考异》以“汉晋后朝服绛纱袍”来释“烽衣博袍”的错误。至
此，此“袍”字指衣前襟而非谓“长懦”，也得到确认。

清儒注墨，基本运用这种旁搜书证以解说、辨证的汉学方式。毕沉
以《太平御览》引文来代表自己对“绛衣”的怀疑，王引之以古书十数例
证明自己的“绛衣”乃“缘衣”之形误这一观点，以及孙治让举书例证“绛
衣”之形制等，无一不用古书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表现出扎实的实
证精神。清儒注他书，亦基本用此法。此法虽出于汉学，但清儒在运用

①② 王念孙 ：《读书杂志》,11s页，北京，中国书店，ls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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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搜求的书例更多，并注意因一字多义而导致的不同书例的辨析，表
现得比汉儒注经更填密．治学态度更严谨，更具实事求是学风。

从逻辑角度讲，清儒注书所用的这种书证方式，基本上属于归纳
法。所举书证愈多，愈近于完全归纳，其结论愈可靠；反之，所举书证愈
少，愈近于枚举归纳。枚举归纳的可靠程度，在于所举例证代表性广泛
与否，它的结论往往是或然的。故清儒注书为文，讲求“例不足十，不足
为证”即追求完全归纳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王引之、孙治让注“烽衣”
穷搜书证，意即在此。

但是，清儒这种近乎完全归纳式的穷搜书证注书方法，看似结论可
靠，却因存在方法论缺陷，其成果也有可疑处。如上举看似结论十分可
靠的“绛衣博袍”之校注，所搜求的书证，都是汉儒臆想中的、或自汉以
后推行的、盛行于中原风化区的儒家服制的记载。而《公孟》载墨子言
齐桓公“高冠博带”、晋文公“布衣”“羊裘”、楚庄王“绛衣博袍”、越王勾
践“剪发文身”而皆使其国治，是为了证明“行不在服”。其结论是“其服
不同，其行犹一也”，已明言上述四君服制不一。而清儒用自汉后盛行
于中原地区的一统服制，来比证秦汉前楚地君王的特殊服制，与《墨子》
所言四君服制不同的本义不合，犯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错误。

王念孙以“袍”指衣前襟，所据为《公羊传 ·哀公十四年》载：孔子闻
薪采者获麟后，“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袍，衣前襟也。”今查
“袍”字在现存先秦典籍中使用不多：(1)《尚书》、《老子》、《孟子》、《荀
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均无“袍”字。(2)《诗经》中仅一见，《秦
风 ·无衣》“与子同袍”。毛传：“袍，被也。”《说文》：“以絮曰瀚，以tRl曰
袍。”是此“袍”指旧絮做的绵长衣。(3}《论语》、《庄子》中“袍”字均仅一
见：《子罕》“衣敝缘袍”，《让王》“组袍无表”，此“袍”均指旧絮做的绵长
衣。(4)《墨子》中亦仅此一见。(5}《春秋》及“三传”中仅《公羊传》“涕
沾袍”一例，而何休却注为“衣前襟”。故后人以“袍”指“衣前襟”为特
例，而有改经文为“涕沾拎”者①。今案何休此种注法，当明古汉语中

① 唐 ·徐彦：《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疏》，卷二十八．影印阮沉校刻《十三经注疏》本，
2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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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体代局部的修辞手法。泪涕下流，故沾湿所穿袍之前襟。这是
词语的特殊用法。王念孙不查词语特用、通用之别，以特用注通用，
故误。

联系20世纪出土楚帛画中人物服饰，参以先秦古籍相关记载，王
念孙注“袍”字之误更为了然。若此“袍”字指“衣前襟”，则此“博袍”当
指楚庄王衣前襟肥大。但 20世纪出土帛画中男女人物服饰，前襟皆不
肥大。1973年5月长沙子弹库 1号墓出土楚帛画“人物御龙图”，图中
男子侧立，衣袖遮住了前胸至腰际①。若其前襟肥大，是不会被袖子遮
住的。1949年 2月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图”，图中女子双
手上举，露出的衣前襟清楚可见，并不肥大②。但这两图却无一例外地
画出，男女主人公的长长的外衣下摆特别肥大，以致作堆积上卷状。那
么从中可看出，外衣长长，上部特瘦，而下摆特肥，是楚地男女服饰之通
制。联系《韩非子 ·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的记载，更可
见楚服以上身紧瘦为美。又考这种上身紧瘦之服并非仅限于女子，《墨
子 ·兼爱中》曰：“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
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是楚地男士亦穿紧瘦上衣。灵王即位上
距楚庄王辞世仅 50年。而据民俗学家研究，没有外来文化冲击，某文
化圈内服饰不会发生重大突变。那么书载楚灵王好细腰，当谓其特别
提倡，从中更可见此俗渊源已久。准此、楚庄王时服饰风俗，当与楚灵
王时服饰、当与楚帛画所示相差不多。民风所然．乃上好所致。那么，
．．博袍”当指楚庄王长衣下摆特肥，而王念孙注’‘博袍”之“袍”为“衣前
襟”便是错误的了。

翻检清代《墨子》诸注，大都采用王引之、孙治让等人这种穷搜书证
以归纳结论的注释方式。翻检其他清代古籍注释，亦可看出此法是清
人注书的基本方式。这种书证方式中包含的扎实考证精神，为后人注
书立下了一种可靠范式。但是，由于清儒注书过分单一地使用书证归
纳法，而还不知运用其他方法，故亦有让人垢病处。如他们不能用“文

① 参见杨宽：《战国史ac修订本），图版十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0
② 参见张正明：《楚文化史》。图版 18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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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化学”的方法，因而忽略了上古地域文化风俗差异，出现了不少类似上
述“博袍”注之类的错误；再如他们缺乏历史演变观念，因而忽视了礼制
服制的朝代变化，出现了不少类似上述以后世服制注前人服饰之类的
错误；并且他们所举例证都是书本例子，即前人关于古书或社会现象的
“解释”，而不是事物本原，不是社会生活实例，也成为中国传统注释学，
乃至整个传统学术方法的通病。正如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所说：
近三百年来，西方研究中重实例，重材料，重实验归纳而发展出近代科
学；而中国研究时重书本，重书证，同用实证归纳却仅整理出几部古书。
此语正中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治学方法的弊端，也道出了传统学术
方法改革的迫切性。

学术方法的发展和变革，有待于时代文化的巨变，有待于学术新人
的出现 。

二、梁启超治墨中对西学方法的尝试
站在时代前列的学者，往往能感受时代主潮，“预流”学术方向，采
取新的学术方法，因而取得超越前贤的成果。梁启超治墨，就是此例。

鸦片战争后，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西方思想涌人，西学方法也
渐次介绍到中国来。晚清学者注墨，已注意利用西方科技成果来比照
墨学内容，如邹伯奇《墨子经说》、陈澄《东塾读书记》中的《墨子读书
记》、杨葆彝《墨子经说校注》，特别是张惠言的《墨子经说解》，皆能程度
不同地借用西方引人的光学、力学、数学知识来注墨。但这种改变却仅
是用西方科技知识部分地代替了传统的书证内容而已，所用仍是书证
注墨方法，没有方法论的突破，更没有析论式的墨学义理研究论著。

梁启超则不然。他能渐次学用西学方法来注墨、研墨，使墨学研究
方法开始向近代化转变。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04年，他于《新民丛报》
上相继发表了《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后被坊间汇刻为《墨学
微》。这是前期。1920年梁启超游欧归国至 1922年，他相继写成并出
版了《墨子学案》与《墨经校释》。这是后期。与此相应，梁启超所用的
治墨方法也分前后两期。前期所用，主要是西学论著结构下的传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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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证方式。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子墨子学说》中。

《子墨子学说》前有《叙论》考述墨子活动年代及其社会特点和学术
背景，以下分六章依次梳理了《墨子》所包含的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
主义、政术、实践精神和学说影响、墨学传授系统。每章下再分节论述。

这种结构方式，无疑是西方论著方式。每章的章目名称，也多借西
方词语。如讲墨家之“天志”、“明鬼”、“非命”诸说，章目却取“墨子之宗
教思想”；如讲墨家“交相利”学说，章名却取“墨子之实利主义”；如发挥
墨家“尚同”学说，章名却取“墨子之政术”；等等。节名亦如此。如《墨
子之兼爱主义》下，分《中西宗教家哲学家爱说之比较》、《墨子兼爱说之
梗概》、《墨子兼爱说之批评》三节，节名多用西方词语。

另外，各章节论述中，也有借用西学方法者。如第一章第一节中，
仿日本高懒武次郎《杨墨哲学》，将中国古籍中所论之“天”，综合分析为
“有象”“无象”之天；“无象”之天又析为“有灵”“无灵”之天；“无灵”之天
又析为“运数因缘”的“命”天，与“原则理性”的“理法”天。这样的分析
论说，中国古代也有过，但没有如此细密，没有这么多的层次，没用这种
列图表现方式。这实际上是借用了西学方法中的析论方式，因而显得
层次分明且逻辑严密。

梁启超还取用了西方的比较论析方法。如第三章第一节中，将印
度“外道”的爱灵魂不爱躯体、希腊阿里士帖菩（Aristippus）和伊壁鸿鲁
(Epicurus）及中国杨朱的绝对自爱而不顾他人、儒家的亲亲尊尊等差
之爱、墨子及耶稣的无等差之兼爱、佛家的普爱众生，逐一列出论说以
作比较。这实际上是仿效西学论著中的比较方法。

可是，细读《子墨子学说》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类新的论述方法的使
用，在书中还少而又少。大量使用的，仍是清儒排比书证的论说方式。
大部分章节下（第四、五、六章不分节），都是先提出一论点，接着排列
《墨子》书中相关原文，然后略加综说。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古文经学
家的书证式注经方法和今文经学家的章句式解经方式的发挥。

梁启超这种在西学结构形式下、基本套用古今文经学注经方法以
为主要论述方式的前期治墨学术方法，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
梁启超 自幼受传统私塾教育，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他 15岁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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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书院学海书堂钻研汉学，从事考据，受到古文经学方法的系统训
练；18岁经陈千秋介绍结识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遂人广州万木草堂
研习今文经学、心学及西学，在帮助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等书时，
学得今文经学的精要；其后参与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 日本，办
《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以介绍西方思想学说及学术方法。因此，他能
在此期治墨中并用中西学术方法，兼用古今文经学方法。

在梁启超研究《墨子》，写作《子墨子学说》的 1904年，虽然西方科
技成果和思想学说已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但学术研究方法的系统传
入．却是十数年后的事情。所以，这时的梁启超只能从传人的西文著述
中，自己感悟一些新的学术方法，而运用到自己的治学中。毋庸讳言，
梁启超这时学到的，只是西方学术方法的皮毛。当然，这时的西方学术
方法，也正处在 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有些方法并不完善，有些方法还没
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所以，梁启超前期的治墨方法，只能是在
西学方法外表下，对传统古今文经学方法的发展运用。

梁启超治墨后期，其学术方法有了大的改观。这从他的《墨子学
案》中可以清楚看出。写于 1921年的《墨子学案》，虽仍用西学结构方
式分章论述，但每章的论析，却不再像《子墨子学说》那样主要排比书
证，而是用论析方法来架构文章。所引书证，不但形式上变短、夹于论
析语言中，且在内容结构上，都成为所论观点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研究方法上，《墨子学案》除像《子墨子学说》那样运用解析法、比
较法外，还能结合墨学所处的社会文化现状，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分
析墨家学说的生成与时代思想文化的关系。如第一章中的《墨子的环
境及其学说渊源》，从制度变革、社会风气、动乱现状、贵族奢侈、墨翟位
卑、对孔子老子学说的反动等方面，去分析墨家各种学说主张产生的社
会原因和文化原因。

从逻辑角度看，梁启超前期治墨，多用传统的归纳法，如《子墨子学
说》中关于墨家思想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先举出书证，然后归纳作结；其
第六章《墨学之传授》，亦先排比《墨子》书中相关言行，来归纳墨子弟子
表谱，然后搜集先秦书证，考察墨子后学。但其中亦间或有演绎推理，
如《墨学之传授》考证宋妍、尹文一派为墨家流派，举《庄子 ·天下》、《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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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韩非子 ·显学》所载其派禁攻寝兵之说而论定。这是先基于“非
攻为墨家独家学说”这一大前提而作的推理，是演绎推理。不过，这类
推理方式在《子墨子学说》中运用较少。而到了梁启超后期墨学著作，
如《墨子学案》中，演绎推理 比例明显增加。如第二章《墨学之基本
观念一一兼爱》中，关于“别君”“别士”的明证，关于兼爱社会的论定，关
于非攻的区别等，都用演绎推理方式或其变式来论证。

更为可贵的是，梁启超治墨后期所作的整理著作《墨经校释》，能够
做到在传统书证方式基础上．古、今文方法兼用，中西方法皆取。如其
释《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及相应《经说》文字，先曰“《说文》‘故，使
为之也”，，这是传统书证式。其下曰“加热能使水蒸为汽，加冷能使水
凝为冰。汽，得热而成；冰，得冷而成也。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
这虽也是以例证法注书，但例子已不是传统的书证，而是饱含了科学原
理的生活实例。其后综释《经》、《经说》文曰：“此条论因果律．实论理学
上最重要之问题也。‘故’为事物所以然之故，即事物之原因。原因分
两种：总原因，谓之‘大故’；分原因，谓之‘小故’。”以下又举眼能看见物
体的五个条件（即原因）来解释“大故”“小故”的区别和逻辑含义，最后
说：’‘佛典《唯识》、《俱舍》诸论，皆言眼识待八缘而生。可知‘见之成
见’，其故实繁。”这段注释，从形式上看，是今文经学家解经的章句法；
其举佛典为证，又似古文经学家的书证法；以佛典《唯识》、《俱舍》与《墨
经》之论比照，是比较法；以生活中通常的能否“看见”之条件为例，来证
“大故”“小故”之别，这是西方实证方式；而其中对能否“见”之五种条件
的分析，又似西方解析法。这种古今文方法兼用、中西方法皆取的注书
方式，是《墨经校释》的基本注释方法。它代表了梁启超后期治墨方法
的重要变化一 一他已能较熟练地融合中西学术方法来研究墨学。

总观梁启超的治墨方法，有一个从生硬套用西方形式到熟练融合
中西方法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清末进步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学术
方法的艰难历程的缩影，具有可贵的时代意义。西方文化输人中国，以
科技知识最早，科学理论次之，社会学说又次之，包括学术方法在内的
思想方法论的输人为最后。引发中国文人研究方法大改观者，论者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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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1919年2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①，它使中国学术研究突
破经学的藩篱而步人近代化时代。而梁启超却能在那个 日新月异的文
化转折时代，先于胡著 巧 年，在《子墨子学说》中尝试运用西学研究方
法，开创墨学义理研究新门径，这实属可贵！梁启超并能在胡著面世而
使义理研究著述中的近代方法确立、但注释整理著述中传统方法依旧
故我的情势下，在《墨经校释》中探索出古今文方法兼用、中西方法皆取
的注书新途径，成为注释学的新范式。这种开学术风气之先的做法，在
中国学术方法发展史上应予特别重视。

三、胡适的中西相融治墨方法
胡适是完成传统学术方法向近代化学术方法转变，建构中国近代
化学术方法框架的时代学术巨匠。他于1915年9月至 1917年4月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中，用西方析论
方式，对先秦诸子的逻辑方法作了分析论述。1917-1918年，又在此
基础上，结合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讲课程，加工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
上）。如果说，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还为了答辩需要，有意识地多用
导师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话，那么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则能挥
洒自如地融汇中西学术方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创立了中国近代学术方
法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包含的主要方法有三，即实验求证的材料考
辨方法，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这三种
方法，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都有成功的运用。今以其中的墨学
研究为例，来看这三种方法。

胡适遵从杜威实验主义规范，从事学术研究首重材料考辨。他在
《中国哲学史大纲 ·序言》中强调，研究哲学史的“根本工夫，叫做述
学”，即研究材料的考辨和整理。他把研究材料分为“原料”（各哲学家
的著作）和“副料”（有关哲学家及其著述的其他材料）。两者在使用前
都须考辨真伪。考辨方法有五种：史事真伪法，文词特点法，文体特点

① 参见王法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中国现代化学术》。见《现代学术史 上的胡
适》,28-44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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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思想鉴别法，旁证法。审定后的材料须经校勘、训话、贯通（即会通
材料内容，理解思想脉络）的三步功夫。至此“述学”完成，才进人明变、
求因、评判的系统研究阶段。

胡适的文史研究都遵循这些方法和步骤口他治墨先从考证墨翟与
今本《墨子》的关系人手。考定墨翟生在公元前 500一公元前 490年
间，当孑L子5。岁至 60岁时；死在公元前 425一公元前 416年间；从而
为以下的明变、求因、评判等研究提供时间坐标。胡适第一次把今本
《墨子》53篇分为五部分，指明哪些部分是研究墨翟等前期“宗教墨家”
的“原料”，哪些是研究后期“科学墨家”的“原料”，哪些材料不可靠，从
而为其下对墨家学说的析论奠定坚实的材料基础。非惟立论，胡适的
驳论亦往往从驳对方使用的材料入手。如其驳孙治让所考墨翟年代之
误，首先指出孙氏依据的原始材料— 《墨子》中的《亲士》、《鲁问》、《非
乐上》“都是靠不住的书”，来一个釜底抽薪，使人不得不信服。

胡适这种首重研究材料考辨的实证精神，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
而他的考辨方法，又是对中国古代传统辨伪方法的继承。胡适材料考
辨五法中的“史事真伪法”和“文词特点法”，张舜徽《广校摊略》、《中国
文献学》总结的西汉刘向、刘散父子古籍辨伪六法中已先有之；其五法
中的“思想鉴别法”，东汉马融辨《尚书》中《秦誓》之伪时已先用过①；五
法之“旁证法”中胡适特别强调的“引文观察法”，马融辨《秦誓》时也曾
用过②；五法中的“文体特点法”，刘铝《文心雕龙·明诗》辨所传李陵、
班婕好五言诗之伪时既已用过。胡适自4岁人塾,19岁出国，其间 15
年对国学系统学习和钻研，因而能驾轻就熟地运用传统的辨伪方法，在
实验主义实证精神指导下，创造出中国文史研究近代方法中的材料考
辨方法。

将材料考辨证实、贯通理解后，便进入明变、求因和评判的系统研究
阶段。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 ·序言》中称：“把各家的学说，统筹研究
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

①②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一引马融《书序》，影印世界书局本，180页，北京，中华书
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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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
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
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判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批判’。”

胡适对墨学的“明变”，是从儒墨学说的比较人手的。胡适在“述
学”时已考出墨翟生在孔子60岁前，又与孔子同为鲁人，所以他信从
《淮南子 ·要略》说，谓墨翟先学儒业，后因儒家尚“文”，礼烦，厚葬，久
服，重乐，信命，不利于上治下事，故改从夏之“质”，与儒家针锋相对地
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又针对儒家不言鬼神而倡明鬼、崇天志，而
成为“宗教的墨学”。胡适又分析，墨翟倡导的这些学说，都是针对当时
的社会实际，为了民人的实利，所以他提倡检验学说的“三表法”，即看
其是否上合古圣王成功经验，中合国家治理实践，下合百姓民人之利。
这种以经验和应用为基准的思想方法，导致了墨家后学在“宗教的墨
学”之外，又产生出总结论辩逻辑、研究科技知识的“科学的墨学”，即
“别墨”一派。“别墨”是后期墨家，他们的许多论辩命题都与惠施、公孙
龙的辩题相联系。胡适在这样阐明墨家学说产生、发展、变化、影响即
做“史”的线性研究、即在“明变”的同时，又将“求因”贯穿其中，做逻辑
的横向研究，分析墨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儒家学说的反动，分析后
期墨家科学论说的出现在于对墨子“三表法”之求实精神的继承，等等。
这样，胡适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对墨家和墨家学说作了纵横两方面的
论述和分析。并在论述和分析中使用了比较法（如儒家对立观点的比
较）、考证法（如墨子年代考）、解析法（如对“三表法”的分析）、表谱法
（如对墨家后学的考说和旁行句读的示范）等，在为后世树立研究方法
范式的同时，也树立起论述方法范式。

这就是胡适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
胡适不把墨家学说当做一种孤立的学术现象，而是把它置于先秦
诸子学说发展中作历史系统的研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先秦诸
子的哲学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①，依次研究老子的无名论、孔子的正名

①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导论中说 ：“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
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基于这种认识，他的《先秦名学史》和在此基础上改成的《中国
哲学史大纲））（卷上），都以研究先秦诸子哲学方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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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子的论辩逻辑、庄子的思辨逻辑和荀子的名辩逻辑，并试图寻绎
名辩逻辑、论辩逻辑、思辨逻辑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线索，勾画墨学方法
在整个先秦哲学方法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又谓“别墨”于孔子“有名”
与老子、杨朱“无名”之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学，以研究名与实在
名学上的作用，对先秦名辩逻辑作出了贡献；谓“别墨”创立了效、辟、
伴、援、推等种种逻辑推理方法，奠定了论辩逻辑基础；谓墨家名学论
“法”的观念，上承儒家“象”的观念、下开法家“法”的观念；谓墨子的实
用主义和“三表法”，经后期墨家发展，深深影响了以后诸子各派；等等。
试图在先秦哲学方法诸命题的发展中，凸现墨学的作用。

这是胡适哲学史研究中的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
在胡适所创立的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方法、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
方法、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中，体现着中西学术相融的文化精神。
西方实验主义哲学方法重实验、重科学论断的坚实材料基础，这给胡适
的学术研究以方法论指导；而清儒所承汉学重书证的解释、考证方法，
以及古籍辨伪等整理古籍、研究学术诸方法，给胡适学术研究以方法论
的借鉴。西方实验主义哲学重实验过程、认为某历史阶段的每一结论
都是学术发展中的暂时假设的观念，启迪胡适学术研究中明变求因、发
展流变学术方法的创立。深厚的国学根抵、系统的实验主义学说的训
练、研究中首重哲学方法的考察等等，这诸多条件的兼备，使胡适能够
创造出中西相融的学术研究方法模式。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发生在 19,20世纪之交的墨学研究方法的近
代化历程：毕沉、王引之、孙治让等清儒治墨，发展了汉学家的书证归纳
方法，使其达到甚为完满的境地，在《墨子》校勘、注释方面取得了前无
古人的成就；但由于过分单一地使用此法，也使《墨子》校注留下不少缺
憾和疑点。变法维新派旗手梁启超出于启蒙国民的政治需要，在 20世
纪初便尝试用自己所感悟的西学论著方式去归述墨学义理，但仅使用
了西方著述结构形式，其论述方法仍基本使用传统的书证归纳式，表现
着传统研究方式与西学研究方式的初步结合。作为新文化运动发起人
之一的胡适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受过西学研究方法系统训练的独特
条件，与他提倡的“文化革新”相适应，融合中西方学术方法研究墨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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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先秦诸子学，创造出一整套考据原始材料、析论思想学说、评价历
史作用的文史哲研究方法，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近代化研究方法的基
本模式，同时也标志着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的完成。梁启超后期的《墨
经》校注，开启了古籍校注的近代化样式，完善了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
化内容。

清中叶以降，西学渐次输人中国，冲击着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处
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寻求适合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新的研究方法，以与
世界学术潮流接轨，是时代赋予学术新人的文化使命。在孙治让、梁启
超、胡适墨学研究方法的新旧替代中，在 19,20世纪之交墨学研究方法
的近代化历程中，可以窥见清末民初文化学术巨变的时代轨迹，可给这
个世纪之交的学术总结和学术发展以诸多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