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现代化

在历史上，我们是独立优秀的文明之邦，可以否认墨学荀学的价值，也可以无视湛若水李贽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当笛卡尔卢梭的这种思想发挥作用时，人家的文明就日益进入了伟大的境界，以至我们学习了一百多年后还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们的文明有一种让我们自陷卑微与混乱的天然魅力，这来自一种叫做“现代性”的品质。现代性表现于许多事物而表现为许多形式，如观念态度、制度体系、科学技术、生产方式等等。但它究竟是什么乃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以至我们一直没有搞懂关键的所在。有人主张把所有相关的东西全部照抄过来，好象那是一种可以固定复制的光谱信息，但是即便拥有一种全息照相的眼力，也不能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现代性。

无疑，现代性是一种要靠我们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的东西，最好作简约明了的本质性把握，然后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境作自主的发挥和创造。五四时期的民主、科学以及法制观念是我们对现代性的卓越把握，并有效地指导了我们的现代化实践。但是此后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越来越肤浅了，越来越依赖于具体的模仿和抄袭，越来越走向形式主义和输入主义。这样下去，我们很难走出第三世界现代化的曲折与困境，难免成为现代性异化作用的牺牲品。

我们必须追问更加根本的现代性内涵，那就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再进一步就是主体性。其实，主体性观念我们并不陌生，它是我们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固有观念之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主体性当作现代性的本质来理解和重视，没有把它作为现代化的根本依据和真正战略来对待落实。所以直到现在，我们的民主仍然是消极的民主，我们的科学几乎是抄袭的科学，我们的制度还是限制性的和形式性的制度。

在西方，人的解放观念来自文艺复兴对中世纪神学的反叛，经过笛卡尔的主体性深化和理性扩展，形成一种从主体出发通过理性（主体性的高级形式）向环境实际作深入的实践展开的开放发展观念，它继而通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推进和传播，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所有领域，成为现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文化尊重并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尊重劳动和创造，大家各有实事、不事心术，在制度和人性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积极健康的良性发展态势。这是一切现代科技、现代成就、现代文明的精神根源，民主、科学和法制只是它的若干表现。

解放观念的初级形态是自由，自由主义是反抗封建神学专制的先锋，但是它很快沦为少数贵族的自由个人主义而丧失了进步作用，于是卢梭提倡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通过法国大革命把反封建反贵族的自由事业推向前进。所以民主是发展了的人民大众的自由，是反对封建意识的真正武器；相反，少数人的自由主义正是封建意识的残余和官僚腐败的温床，全面实行自由个人主义必然会导致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用它来对抗民主潮流是反动的，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先进的民主主义已经走向了法制化，法制是人民参与社会管理，遏制官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武器。民主是平等的有秩序的自由，法制是理性的可操作的民主。而科学更是解放观念的一个具体的深化的形态和表现，它以面向事实的客观研究来追求真理反对教条，以对自然的探索来支持生活和发展人性。科学是文化的前锋和生长点，是人性的根本出路。科学精神包括客观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公正精神等内容。

现代性是在从过去走向未来的生活实践中逐步构建的。它以主体性为本质，而以社会主体和生活方式的高度发展与繁荣为特征，表现为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详细分工、高度发育和合理化，这就是现代性。它充分尊重社会组织各部分的独立主体性，是为民主性；培育推行社会分工和科层分化，是为科学性；严格规范不同主体的行权方式和路径，是为法制性。从而把各个独立主体有效地整合成为功能协调而强大的有机社会主体。这里，民主、科学与法制相关互补，缺一不可。关键在于利益的合理分配，即对主体职业利益的制度化尊重，杜绝权力对法人主体的随意侵害和非法剥夺，而实现社会组织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最大限度地培育和发挥社会创造力。现代性就是社会主体性的充分发育和展开，它是从对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尊重逐步构建起来的。

所以，现代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创造性和发展性的文化。除了自主创新发展，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跟跑与抄袭来得到真实的现代性。相反，如果长期跟跑抄袭而不事创造，就必然会被现代性的异化作用所掏空。现代性除了向自然和真理来开发价值外，还通过崇拜者的跟跑来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和能量。这样现代性就会获得新的进步，而崇拜者就会形成新的依赖，最后拉大的距离无法弥合必然形成正式的分工。但是，现代性的那份高贵与荣耀是丧失主体性的崇拜者永远无法分享的。正是由于这个主体性本质和构建性过程，现代化不可能有固定的蓝本。一切现代化都必须根据主体自己的实际状况，进行自主的创造性发挥，从而形成不同时代与起点、特殊民族与国家的风格特征和形式。

所以，我们的现代性标准和价值观念，在外向倾斜的现代化实践中，日益导致了显著的对外依赖。对外开放政策走到今天，几乎到了不由自主、骑虎难下的地步，越来越成为对内部人民的欺诈和剥削。金融开放已经在向外大量贱卖国家银行股份，并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使人民的劳动所得迅速缩水。如此“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拉美现代化道路的再版，它正在成为我们出卖家国利益的口号，很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次丧失国计民生的自主权。我们正在日益严重地丧失着自己的主体性，必须严肃反思我们的现代性标准和现代化路径，防止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画成“中国特色的讽刺画”。过犹不及，知止不殆。

人家强调进出口数额是以占据高科技分工和高价出售科技成果为基础的，那当然与进步成正比。但是我们却在廉价出卖劳动和资源，并放弃了科技进步和民生改善的真正标准，出口额和贸易顺差越大，自我出卖越深。更荒唐的是我们象妓院上街拉客那样来贱卖劳动和资源，把引进外资的数额当作进步和政绩的标准。事实上，价值是由劳动和技术创造的，货币是由社会互动定义的，只要按照适当的价值秩序调整发放工资、货币和债券，就能解决资金和技术不足问题，并能激发和引导自主的科技成长和真正的社会进步。所以国外资本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企图独揽货币发行和贬值的权利，而无须向他国民众涨发工资和进行社保。国外资本和舆论的出招虚实并存，它显然要利用我们的精英来谋求最大的利益、异化我们的政权、肢解我们的国体，那样的GDP和现代性还有什么意义？

现代性的标准榜样和路径关乎现代化成败，须要我们认真研究、严肃论证。比如日本，乃是一个在病态发展意识下自作自受，以至于政治上跪着的民族，精神压抑而狂妄，虽然经济发达，绝对没有幸福和现代性可言，它必须向外转移精神压力。再如美国，表面上似乎有较多的现代性，其实却是一个被强烈的霸权欲望和丧失霸权的恐惧感所统治的国家，它打着维护人权的招牌去践踏人权，它对伊拉克古老文明的毁灭是野蛮的嫉妒和杀父行为。所以美国并没有健康的主体性和现代性，它不仅代表了现代性的成就，也代表了现代性的缺陷和困难。所以人类展开了现代性批判，提出并探索后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文明将是对现代文化健康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其实，现代性的优秀典范，当数法国和北欧瑞典等国。他们既不须要损害他人来获得财富和霸权，也不须要抑制和扭曲人民的主体性，来兑换GDP数值，求取表面的功业和自尊。只要管理好人民的生活生产，人民的劳动创造自然会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适当地追求发展是一切现代性病症的根源，发展本是生活创造力的自然结果，却被我们当作生活的主要目标。但是，后现代文明必将放弃一切扭曲主体性的发展计划。我们的现代化当以培育人民健康的主体性为基础，有了健康的主体性，现代化当下即是，而达不到这种主体性，就永远与现代性无缘。放弃自力更生的主体性成长，去追求现代化，无疑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孔子对主体性的强调。在毛泽东思想中，这叫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必须回到这个基本立场和原则上来。那么还要不要继续开放？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开放是主体性发展的要求，是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即使在冷战时代的那种环境中，毛泽东也是积极参与国际对话的。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开放其实与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意蕴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开放首先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平等互利心态或精神态度，它体现在一个社会的个体、集体和总体各种水平的行为活动中。所以开放首先是社会内部的相互开放，可以称为对内开放，然后才是对外开放，这样才能培育和发展人民的主体性。要极力避免我们曾经相反的荒唐做法，坚决防止以对外开放为由继续损害我们自身主体性的拔苗助长行为。要把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互爱民主合作精神，体现在我们一般的制度设置上，以长养民力而不是刺激消费为理念来扩大内需。这不仅因为消费下滑乏力是民生危机的严重标志，而且是要积极地长养民力，形成以内生式发展为基础的自然开放态势。要关注和支持民族创新，降低对外依赖程度，在对内开放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对话、交往与合作，建设健康的开放社会。内外关系处理不当，迟早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主体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和培育人民的主体性、鼓励和保护大众的劳动与创造。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的法律基本上是这样写的，中央政策更然每每是这样定的，但是这个人民主体性原则很少体现在我们的具体制度上，更少体现在我们的行政行为上。官僚主义仅仅把我们的法律看作纯粹的形式摆设，更是把政策看成可以根据自己利益随意施行的恩惠和随意贩卖的票据。我们的人民之可欺与严重的不平等互为因果，智力、财力和权力低下的人们，在基本人权和应得利益上没有根本的正义保障，反抗每每归于失败。

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但在基本上都不失于为人；相互践踏弱肉强食是自然的野蛮现象，但却不是更好的理想状况。所以人类逐步发展了平等理性，来提升集体生活质量。但是迄今为止，我们难以在差异和平等之间求得理性的平衡。当我们从严重的不公平中争取到平等时，就有人好逸恶劳而以绝对平等为由来瓜分他人劳动成果，从而构成了实质的不平等，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劳动积极性，导致隋性衰退；于是我们强调差异和自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他们便要求绝对自由，甚至肆意践踏公益制度和他人权利，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这样惯于攫取的富人更懒于创造，而惯于劳动的贫民更难于创造，如此下去势必导致生发衰退。人是活的而形势是动的，中道不易把握又难以执行。公平与效率之间有一种紧张，而不公平与效率之间更有一种矛盾。隋性衰退与生发衰退免不了来回震荡，须要建立数学模型求得理想数值，参照社会状况的实际数据，作客观的数字化管理和宏观的理性调控。

我们文化的最大困难是中世纪文化传递给我们的狭隘阴暗心性和做官吃人意识，这是封建官本位文化和权术政治留给我们的最大一笔遗产。继承这笔遗产的人常以阴谋权术狐狸学厚黑学为官经哲学，甚至以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为圣经教条，在一切时代一切场合搅乱我们的事业。他们还有一套独特无耻的辩证法和正名术，可以攫利、可以升官、可以上欺下压八面玲珑，关键时刻摇身一变，谁也抓不住狐狸尾巴。猖狂的实利主义浸透了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就象霉天无处不在的阴郁腐败气息，从医院到学校，从政府到法院，网络论坛从到科学杂志，到处流行着阴阳学和辩证法，到处充满着旧式牢狱的那种牢头禁子，一处打点不当都行不通。这是一种彻底的病态文化，它不仅耗费我们的大量心力精神，也不仅使制度失去效用和信任，它还使一些人专攻心术专事阴谋，使另一些人丧失劳动创造的积极性，使我们全都陷入内部的相互鄙视、压制、算计和斗争之中，使我们所有人的心性扭曲阴暗不得舒展。

我们确信，以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为主流文化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后遗症，不可能通过“孔孟之道”的心性教育和全民心性修炼来治愈。而且如果施以自由主义的药方势必会使病情恶化，甚至民主这种广谱药物也难以对抗这种顽固的恶疾。必须重新启用墨家法家的制度文化思路，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论和社会人性论是一致的，也是现代法制的精神实质。我们文化的根本性困难正是制度的虚设性、无效性和欺骗性，必须对症下药适当配方注重治本。我们的制度文化传统从五帝官天下让贤到三王家天下传子，从诸子百家的制度思考与实践到儒法斗争和儒法互用，从资产阶级立宪到人民民主专政，除了零星而短暂的法治实践，一直依赖于个人的德性，走不出人治随意性的阴影。以制度文化修炼的主方来代替道德教化（个人心性修炼）的主方，是对治我们文化顽疾的必由之路。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主义来说，人民拥有建立改善制度和执行制度的权力。我们制度文化的修炼，关键在于执行。商秧变法从立杆取信开始，那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执法立信，赋予制度真实性和有效性，确立制度信仰。一旦制度真实有效，人民就会积极参与制度的讨论和修正，遵守并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制度文化的修炼包括民主拟立、科学论证与批判、政府执行、以及民主监督与修善等多环节内容，人民各以其位积极参与。要把法制理解和建设成真实的可操作民主，把仁义兼爱、情理道德、人民利益、权利义务、公平正义、天理良心融注到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但是在法律制度的执行上必须采用严肃的法家精神，毫不容情，杜绝一切枉法徇情的行为。过去皇权代表秩序和普遍价值，缺乏明确可用的替代模式，仁人志士倾力维护；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良好的秩序是民主法制，文化的终极价值是人民利益和人性发展。我们要象过去维护皇权那样来维护法律制定和执行的严肃性，充分发挥现代大众传媒的监督作用，追究一切徇私枉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容不得半点马虎。要有定期的程式化的法制修定程序，避免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充分听取民众讨论，充分听取经验汇报，充分听取批判论证，逐步发展完善我们的制度体系。要全力维护常规制度的有效执行，日益减少临时政策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把对不确定的个体道德依赖降到最低限度，走上制度化理性化的人性与制度良性发展的轨道。必须放弃愚民教育，切实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只有健康发展的人民素质，才能减少我们对说一套做一套的愚民官僚的依赖。通过这样的制度文化的修炼，我们就可以逐步改造我们的习性和心态，实现人性与文化的健康发展。

如此这般，可能吗？我们真的能建设积极健康的文化吗？我们真的能执行促进人性发展的制度吗？我们真的能尊重劳动、鼓励创造吗？我们真的能改变我们的劣根性吗？我们真能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上，建立崭新的文明形态和生活方式吗？答案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