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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8" height="8"/> 中国历史之谜:墨家为何神秘消失? (作者:仲大军)
fansi87
2007-12-12,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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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门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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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之谜:墨家为何神秘消失?
民间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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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 2007-09-14

墨家在《史记》的记载中只有24个字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战国时期,东周列国中最大的显学是儒学、墨学和道学,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墨家集团不见了踪影,墨学无人传承,一门在战国二百年期间轰轰烈烈展开的大众学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司马迁在写《史记》时都感叹墨家的资料太少,连墨子这个人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定。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实属蹊跷,在一个社会中如此轰轰烈烈存在过的一群人物和一段历史居然被消灭地干干净净。这就令我们怀疑:除了历史被人为地做了手脚,很难找出其他原因。

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与其他诸子百家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还是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

墨子一生著述甚多,战国时期墨学兴盛时,据说有书籍三车。《墨子》“天志”篇里说:“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 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的起源时说:“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墨子南游,无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

从这些话中可以猜想出墨家著作在当年的数量,但如此多的墨家著作到了今天,只残留了《墨子》53篇。这种局面不能说不是封建专制文化绞杀的结果。

墨学类似中国先秦时期的平民共产主义,是封建帝王深恶痛绝的学说

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存在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理想主义。而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等人领导的墨学运动,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场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从来就是短暂的。

墨家主义在当时兴盛了大约100多年,共产主义在中国可能也会兴盛一百年。这两种理想主义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即被统治阶层深恶痛绝。墨家为什么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主要原因是:墨家是横亘在封建集权专制统治道路上的一座巨大障碍。不除掉墨家这一障碍,秦始皇就不能统一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的大帝国就难以建立。因此,消灭墨家,便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由于历史资料的淹没,墨家与秦兵搏斗的经过只能靠后人想象得知。最近有一部《墨攻》电影问世,这部历史片以真实的虚构向人们展示了墨家的命运。在“非攻”思想的主导下,墨家成了当时社会反对战争的中坚力量。开始是阻止关东六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后来便成了主要是反对秦国对六国的兼并。

在一场对抗秦国入侵和兼并的过程中,墨家耗竭了元气,人员死伤大半。随着秦王朝的胜利和围剿,墨家的有形力量已经在中国难以隐藏,不少墨家残余逃亡海外,东渡日本。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墨家学派是最早被彻底打跨和消灭的思想武装集团,继之而来的是儒家和方士集团。

对于这段历史,流传下来的只有“焚书坑儒”,为什么没有“焚书坑墨”的事情发生呢?主要是当时墨家已经不存在了,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已经战死了,或者已经不能公开存在了。这就是墨家神秘消失的主要原因。

当然,在焚书的过程中,墨家之书肯定是主要销毁的对象。秦王朝的统一对墨家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墨家集团从此一蹶不振。随着封建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牢固地建立,墨家再也没有复兴的气候和土壤了。

墨学与封建集权专制是个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关系,两者形同水火,势不相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秦始皇的封建专制是墨家的最大克星,只要有墨家在,就不会有秦始皇的存在,只要有秦始皇,就不会有墨家的存在。

如果当年墨家力量战胜了秦国的兼并统一,中国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是后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中国就会发展成另外一付样子。或许象欧洲,诸国并立,倡导民权,主张民主,文化科技繁荣发展。

秦王朝和汉王朝是塑造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的重要朝代,自此以后,中国走上一条王权愈发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蓬蓬勃勃的先秦诸子百家的自由思想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选天子——封建帝王最忌讳的墨家主张

今天研究墨家的学者在介绍起墨学时,大多将《墨子》一书中的几个章节题目复述一遍,什么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等。从这些题目表面上看,也不一定完全为帝王所不容,譬如说节用和节葬,有些帝王和君主还是比较节省的,并不一定非要主张铺张浪费。至于尚贤、兼爱、非攻,有些观点甚至是深获帝王所赞许的。

那么什么主张使中国历代的统治者行动一致地摈弃了墨家学说?什么思想使帝王统治者感到了最大的威胁?那就是墨家的“选天子”思想。在“尚同”篇里,墨子反复强调了“选天子”及地方长官的思想。墨子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可以说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国早已有之,墨家学派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墨子》一书中不仅提出了“选天子”主张,也提出了一套系统的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思想。“尚同下”篇里这样说到:

“三公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国建诸侯,诸侯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治其四境之内也,是以选择其次立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为未足独左右其君也,是以选择其次立而为乡长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诸侯、卿之宰、乡长家君,非特富贵游佚而择之也,将使助治乱刑政也。故古者建国设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师长,此非欲用悦也,惟辩而使助治天明也。”

在这里,墨子选天子及各级官员的思想彻底打破了封建帝王家族世袭的体制,与当时的封建政治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如果听任墨家这种思想在社会上传播普及,那么一旦被社会大众所掌握,封建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便岌岌可危,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便可能在中国产生。

在这种致命的威胁之下,封建君主怎能容忍墨家的昌盛呢!选举国家领导人是动摇帝王权力的事情,私家王权怎能轻易让与他人!因此,墨家成为独裁专制集大成者秦始皇的眼中钉是理所当然的,加上墨家反对战争的坚决态度,墨家集团便成为秦王统一过程中首先要消灭的对象。

不仅秦始皇厌恶墨家,汉武帝也肯定痛恨墨家,否则司马迁不会在《史记》里对墨家的事迹只字不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时代出版的《淮南子》,对墨家事迹倒记载了不少。

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还有墨家的平等思想和平民思想。正是这一思想强烈冲击着封建特权等级制度。如果允许墨家存在,封建等级制度便难以维持,因此,王权专制的力量一旦强大到一定时候必然对墨家集团进行彻底围剿。

 
墨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后果

两千三四百年前中国的一场民主政治运动由于墨家被残酷镇压和消灭,终于销声匿迹了。墨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后果是,使中国彻底告别了民主共和政治。这一政治思想在它刚刚壮大并形成规模时,遭到了来自西部国家专制力量的残酷镇压。

历史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当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在雅典等地展开之时,中国黄河流域这一地区也发生着具有民主倾向的平民运动。如果墨家这一群体和这一思想不遭遇来自外部的野蛮力量,汉民族可能会选择一种相对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国的历史也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今天,我们必须解开墨家神秘消失的谜团,还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围剿和篡改,真正的历史已经远离了后人的视野,我们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辨明先人留给我们的迷雾,挖掘出那些掩盖已久的历史真相。




墨家介绍

墨家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墨家的创始者墨子,约生与公元前468年,死与前376年。他是战国初期思想家、政治家、藏书家。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曾习儒学,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 、 《书》 、 《春秋》等儒家典籍,因不满其烦琐的“礼”,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业者。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想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汉朝的王充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成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墨子弟子中较有名者有禽滑釐、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等。《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当时人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为东方之墨者,称活动于楚、越者为南方之墨者。墨徒进入到秦国者也不少,从惠文王时起,若干墨者受到秦的礼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号令门》篇即出于秦国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国具有较大的势力。

墨徒对自己要求较严,《庄子》说他们"以绳墨自纠,备世之急"。特别在生活奉养上提倡"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墨徒与别家所不同的一种独特形象。墨徒之间还组成纪律严格的组织,以精于墨理者为首领,号曰"钜子"。"钜子"死则另传他人。墨徒以钜子为圣人,"钜子"权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淮南子》说"钜子"可以指挥其徒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钜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难。

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他还曾和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

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近代学者钱穆的《墨子传略》从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

墨家理想人格讲究"任侠","墨子之门多勇士"( 陆贾《新语·思务》)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崇侠尚武,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则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侠肝义胆。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子是从儒家分出来的。墨子并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从而树立起自己的一面旗帜,在战国时成为与儒家相抗衡的引人注目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显学篇》)。而经过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由显学逐渐变为绝学。

关于墨子的生平身世,西汉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所以后世对他的生平身世一直争论不休,有说是宋人,有说是鲁人。

墨子"好学而博"(《庄子·天下》),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得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子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由此可见,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

不过墨子许是为了巩固自己学说,而提出世上有鬼,还教人敬事鬼神,进而形成了一种落后的宗教观,也因此,到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遭到了王充的狠狠批判。但无论如何,墨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墨子本人也是一位极杰出的优秀人才。

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又称《墨经》或《墨辩》。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墨家思想主要反映在《墨子》一书中。尚贤尚同是《墨子》一书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子认为"尚贤"(任人唯贤)是为政之本,这种平等思想直接冲击宗法世袭制。

他又提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应"一同天下之义",即制止天下动乱,必须选举贤能的士、卿、大夫、天子来一同天下,为万民兴利初害,这就是"尚同"。

墨子言功利,和杨朱的"为我"大相径庭,他说的利,不是利己,而是普天同利,这种建立在理想国上基础上的功利主义,是《墨子》一书的基本道德观念。

墨学是代表小生产阶级说话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因此墨家反对剥削,崇尚劳动。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不与劳动”的,就不能“获其实”。

《墨子》一书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形成的共同基本核心思想,便是墨子提出的"兼爱"(兼相爱),"兼爱"是墨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其它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观念的"仁"的改造。墨子提倡"兼相爱" ,就是说无差别地爱社会上一切人。




  
参考文章:

中国墨家思想与日本武士道 七大山人 2007-02-06

日本民族是一个很怪异的民族,虽然与中国一衣带水,但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它。了解的只是日本的侵略历史,以及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日本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精神的内核武士道,中国人又了解多少?一提武士道,大家的头脑里马上就影现出一个身穿和服,面目冷酷,挥舞着日本弯刀的武士形象。一提武士道,大家就马上联想到血腥和屠杀,不寒而栗。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武士道,真正的武士道又是什么呢?

武土道,顾名思义,就是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阶 级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其人员构成并非只是打打杀杀的武士,主要却是知识分子。其性质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士”阶层。“士”在我国古代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鼎盛于战国时期,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都号称“养士三千”。最有影响的士人就是荆柯了,但荆柯更象是知识分子,并非身怀绝技的武侠。日本的“武士”也是一样,大多是知识分子。

但古代的知识分子与今天的知识分子要求是不同的。儒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通五经贯六艺”,其中的“六艺”指的是六种技能,包括驾车射箭等等。因此,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只文不武,文武双全者不在少数。日本的“武士”,大多也是能文能武的,琴棋书画样样来得。

写到这里,有人不禁会问:你的意思,莫非日本“武士”的祖宗就是中国古代的“士”?——聪明!但请注意,中国古代的“士”的门派多着呢。战国诸子有多少家,“士”的门派就有多少家。其中最大的两家,一是儒家,一是墨家。而日本“武士”的祖宗,再重复一遍,就是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翟姓墨,长得却不黑,他出生于当时的“士”阶层,算是体面人家了。但他本人又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墨子初学于儒术,后自立新说,创建了墨家学派,和老师公开唱对台戏。墨子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二十个字——“兼爱”,“非攻”,“天志”,“明鬼”, “尚贤”,“尚同”,“尚力”,“节用”,“节葬”,“非乐”。

墨子的门徒很多,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他们组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性团体,纪律非常严格(有点象黑社会,呵呵!)这些人吃苦耐劳,勤于实验,作战勇敢,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因此《淮南子》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那么,墨家的传人又为何东渡日本,把根扎在这个蛮荒岛国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日本国的创立,始于什么时候?公认的说法,是徐福东渡之后。徐福何许人也?秦始皇的特派员也。秦始皇怕死,派徐福东渡瀛洲访求长生不老之药方。徐福本人是一个“方士”,典型的道家学派,与墨家何干?莫急,容山人慢慢道来。

秦始皇南征北伐统一天下后,又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最后就是统一思想。秦始皇靠法家思想打下了江山,宰相李斯也是法家的人,法家自然也就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思想流派却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和墨家。怎么办?拉拢,拉拢不成就取缔。“焚书坑儒”的故事,大家都晓得,我就不罗嗦了。我只谈墨家。

目前流行一种网络游戏,叫《轩辕剑》,其中有一段的背景故事就是讲述墨家的。墨家被秦始皇迫害,剿杀殆尽,最后被一个年轻的女弟子用“机关术”拯救了。这故事肯定是虚构的,但却给我一个启示,即惨遭剿杀的墨家是被一种“机关术”拯救的。(列位不要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关术”呢?

话又要扯到徐福身上了。徐福,刚才说了,是道家学派的人。因为道家不管凡间的事,所以秦始皇也就不拿它说事。

徐福曾经三次东渡日本,《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载述了两次。一次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 齐人徐市等上书 , 言海中有三神山 , 名曰蓬莱 、 方丈 、 瀛洲 , 仙人居之 。 请得斋戒 , 与童男女求之 。 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 入海求仙人 。”徐市即徐福。其结果 “ 船交海中 ,皆以风为解 , 曰未能至望见之 。” 意思是遇上了台风,船毁大半,神仙也没有见着。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 ,“ 于是臣再拜问曰 : 宜何资以献 ? 海神曰 :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 , 即得之矣 。 秦皇帝大说 , 遣振男女三千 , 资之五 谷种种百工而行 。 徐福得平原广泽 , 止王不来 。”徐福打着海神的幌子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随船来到了日本,瞅准了这块世外桃源,再也没有回去了。

从史载的资料来看,徐福出海寻仙求药实在象是一个阴谋(该叫阳谋,呵呵!)。主意是他出的,出海的船队是他率领的,每次出海都借故向秦始皇要这要那,最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不是阴谋是什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冒险这样做呢,幕后的主使又是谁呢?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当今日本,上自天皇下至百姓,都把徐福当成了自己的祖宗。徐福不过是一个臭道士,何德何能?徐福的身边,一定有高人辅佐。这路高人,不是别人,就是墨家的正宗传人。墨家的传人被秦始皇迫害剿杀,穷途末路,求助于徐福等道士。这帮道士素来和墨家关系不错,而徐福本人也是齐国人,和墨家的传人是老乡。朋友加老乡,落难时岂能不救?于是两帮人合谋,共同策划了东渡日本为秦始皇访仙求药的阴谋。事成后徐福南面称王,众人皆称臣。

徐福等人向秦始皇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曰蓬莱 、方丈 、瀛洲 ,仙人居之 。请得斋戒 ,与童男女求之 。”秦始皇果然中计,大喜, “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求仙人”。徐福得了秦始皇信任,将墨家的传人及其家属弟子混杂在数千童男女中携带出海,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徐福史载两度出海,从秦始皇那里骗来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资,统统迁移到了日本。而当时的日本土著人还处在原始状态,对拥有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徐福等人奉若神灵。徐福和他的数千移民成了岛国当之无愧的统治阶级。而墨家的传人也履行承诺,把徐福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天皇”一词本是中国道教的用语。

现在的日本,把徐福供奉为“神武天皇”。徐福实乃是日本天皇第一人。但是,徐福终究不过是一个道士,耍嘴皮子行,安邦治国则是外行。国家肇始的一切要务基本上都由墨家的传人担当,徐福本人也乐得其成。墨家思想本来就影响深远,号称“显学”;其骨子里是世俗功利的,因此深得人心。徐福虽贵为“天皇”,但只是充当了一个傀儡而已;就象晁盖,被宋江架空,连精神领袖也算不上了。

但天皇制的统治体制却在这个岛国保留至今,成了日本一成不变的“国体”。墨家的传人为什么要维护天皇制?为什么不把墨家之术名正言顺地立为国策,而要打出“武士道”的招牌来取而代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至今史学界有一个悬案,就是战国时期盛极一时,和儒家并称“显学”的墨家,一到汉代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有人可能会说是被秦始皇斩尽杀绝了,但同样是遭此厄运的儒家,为什么种子连绵不绝呢?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同时“废黜百家”,是否也采用了“焚书坑儒”式的极端手段,历史典籍并无记载。百家中的道家不但没有被废黜掉,相反还堂而皇之地发展成了宗教。说墨家最终毁于汉武帝之手,恐怕也是无稽之谈。那么,墨家的传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逃了。在秦始皇的残酷剿杀下,墨家的传人远远地逃了。徐福东渡提供了逃跑的千载良机,而当时日本还是蛮荒之地,又远隔重洋,秦始皇的势力还延伸不到那里。在东逃和西窜中,墨家的传人选择了前者。在徐福的掩护下,一行人登上了渤海边拥挤的海船,船头指向遥远而未知的国度,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编者按:按学说的性质看,墨家与秦始皇的冲突会最大,因此受迫害也最大,逃亡是有可能的。在徐福东渡的同时,中国还在发生着大规模的偷渡,即墨家或儒生被迫东移。)

徐福作为东渡的移民的领袖,其地位与功劳完全相称。墨家的传人心悦诚服地把他扶上了“天皇至尊”的宝座,成了他手下的将军和门客。日本岛国的第一代领导层就此确立了。又经过几代人的完善和发展,以天皇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以幕府将军为首席执行官的统治格局正式形成了。这种统治格局差不多延续了两千年,直到明治维新时才被打破。

同儒家一样,墨家也是强调忠君爱国的。墨家“十论”中有“尚贤”“尚同”的主张,“尚贤”即尊尚贤人,“尚同”即主张在“尚贤”的前提下统一天下。徐福是有名望的道士,又能扶危济困,是墨家的救命恩人,自然称得上贤人。把徐福这样的贤人扶上“天皇至尊”的宝座,悉心辅佐,一个统一的国家才会形成。因此,墨家的传人尽管掌控着国家实际的权力,但始终都维护天皇的至尊地位。日本的天皇两千年来从未被颠覆过,一直世袭至今,不能不说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

墨家的传人尽管东渡日本,但墨家思想的残余在中国民间暗流涌动,催生出一批伟大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就是其中的典型。诸葛亮来自于民间,这条卧龙被刘备请出山后,创造出一系列的丰功伟绩。诸葛亮博通古今,非命尚力,一生克勤克俭。其发明制作的木牛流马,儒家知识分子为之瞠目。诸葛亮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这一点和墨子有着惊人的相似。其平民宰相的形象塑造,又与墨家的“兼爱”主张不谋而合。其后半生把持着蜀国的军政大权,却始终效命于“扶不起的阿斗”,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唯有墨家精神,才能造就这样的千古名相。

文革以后,有人说周恩来的骨子里是墨家思想,当时我极不理解,难道四人帮批“孔”批错了对象?而今天,我明白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和儒家不同,墨道两家都迷信鬼神,鼓吹鬼神之说。徐福作为方仙道士出海寻访神仙求取长生不老之药,这一事件本身就足以证明道家是迷信鬼神的。而墨家的“十论”中更有“明鬼”一说,宣称天地间有“赏贤罚暴”的鬼神,天下人都要信奉它,不可胡作非为。墨家的传人既已尊奉徐福为“天皇”,两派的思想也就开始走向合流。两派思想的共通点被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从此以后鬼神当道,历经两千年的风雨而不改。直到今天,日本的首相小泉还公然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

徐福是否就是“神武天皇”,日本的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论。但在民间徐福则早就被敬奉为神,成了日本的黄帝或炎帝。徐福被奉为丰收神、农耕神、纺织神、医药神、冶炼神、渔业神、造船神、水利神、殖产神等世代祭祀,2000多年从未间断。徐福给日本岛带来了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功劳大大的,但徐福事实上不过是一个方仙道士。徐福会农耕吗?会纺织吗?会冶炼吗?会打渔吗?会造船吗?会水利吗?会养殖吗?如果什么都会,那就真成了神仙了。

徐福的身边,必有实践能力极强的高人。有人会说:徐福几次出海,不是带了千童和百工吗?我说,千童是真,百工是假。《史记》记载徐福只是最后一次出海才向秦始皇提出“百工”之事。而我们知道,墨家的传人受墨子影响,几乎个个都是能工巧匠。墨子本人就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具有高超的生产工艺技能。据说他亲手制作的“木鸢”,可以在天上飞三天三夜不掉下来。墨家的传人,继承了祖师爷这一优良传统,人人实践,个个动手。徐福最后一次出海带的不是什么“百工”,而是伪装成百工的墨家的传人也。

当今世界,数日本的制造业最发达。日本人在制造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对世人来说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谜。现在,这个谜底找到了。日本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武士道,而武士道又与墨家精神一脉相传。墨家精神特别强调实践能力,武士道自然也就强调实践能力。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就是个勤于动手的民族,鼓励发明创造。日本的制造业所以能雄冠全球,与它深厚的文化背景是离不开的。

反观中国,自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后,能工巧匠就成了“末技者流”。孔老夫子只提倡读书做学问,“学而优则仕”。有个学生向农家学种菜,孔老夫子知道后,严厉地斥责了这个学生,说种菜是“小人”做的事,“君子不为也”。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也是极度鄙视手工艺者,污蔑他们是“背本而趋末”;天下一有事,则“殴民而归之农”。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还在固步自封,把西方的现代技术说成是“淫巧小技”,拒绝学习和接受。以致于后来的洋务运动进行得异常艰难,比日本人早起步,却远远地落在日本后头。

直到今天,我们的技术工人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人都不顾代价地送子女上大学,读出来后好当干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干部的待遇也是出奇地好,一个坐办公室的科员的工资收入几倍于一线的技术工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我在肯定墨家思想的同时,并非否定儒家思想的高明。秦始皇从政治上统一了天下,而儒家则是从思想上统一了天下。没有比儒家更合情合理的了,它在意识形态上延续几千年的统治就是充分的证明。但我要说,儒家思想的主体只适应封建社会,而不适应工业化革命后的近现代社会。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农业经济占主导,人与土地的关联度极高。当土地不产粮食,或土地的所有者过分地集中,社会就会动荡,严重的甚至会造成王朝的更迭。历次的农民起义,不都是打出 “分田地”的口号吗?

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大的物质财富。封建统治阶级文功武伐,开疆拓野,十有八九都是冲着土地来的。光有土地,没有人种还不行,于是人口又成了最重要的财富之一。一些穷兵黩武的封建君王在掠夺土地的同时,也掠夺人口,实现土地人口双丰收。处在奴隶社会中的蒙古贵族不在乎人口,只在乎牛羊,于是在征服异族的过程中见物就抢,见人就杀。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从这个角度看,封建社会的确比奴隶社会要进步得多,“仁慈”得多。

儒家大肆渲染这种“仁慈”,把人口的财富价值标出了天价,以至于“亚圣”孟子说出了“民为贵,君为轻”这样的昏话。但财富终究是财富,败家子历朝历代层出不穷。视民如草芥,是这些败家子们的常态。结果人口总是不见增长,生得快死得也快。天子“雷霆之怒”时,多少个人头都会落下。当天灾降临,土地不产粮食时,人口就空前贬值。于是饿殍满地,哀鸿遍野。一些“仁慈”的儒家官员冒死上表以闻,君王从酒色中抬起头来:“奈何不食肉糜?”到天国吃肉糜去吧,如果你能有幸幻为君王。

墨家提出“明鬼”之说,让我等唯物论者笑掉大牙。但儒家也不是好哥哥。孔老夫子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不等于他老人家就“唯物”。孔老夫子是不敬鬼神的,但是敬奉祖宗,动不动就拿三皇五帝来说事,以为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敬奉祖宗,孔老夫子以身作则,“述而不作”,一部《论语》还是徒子徒孙帮忙给编的。儒家知识分子在孔老夫子的影响下,一个个“是古非今”,唯祖宗马首是瞻,缺乏自信心与创造力。封建最高统治者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后,也给予积极的配合,死后不是称“宗”就是称“祖”。由敬奉祖宗衍生出了“孝道”,对国君尽忠,对父母尽孝,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观的核心内容。敬奉祖宗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每年搞祭祀活动,履行“孝道”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厚葬”。

儒家的孝道观源于周代。周人受远古祖先崇拜的影响,在宗教观上表现为尊祖,在伦理观上表现为孝祖,在丧葬观上表现为厚葬。儒家特别主张厚葬。 “亚圣”孟子虽然一向标榜“安贫乐道”,但在葬母这件事上却毫不含糊,用上等木材制作精美的棺椁,连他的门生都认为过于奢侈。在孟子看来,厚葬“非直为观美也”,而是为了讲礼尽孝。孟子以后,厚葬被冠以礼、孝的美名,左右了中国几千年的丧葬风俗。

厚葬风俗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财富和人力的巨大浪费。秦始皇一生完成了三大建筑工程——长城,阿房宫和他的规模空前的陵墓。陵墓的修建时间长达 37年,用工最多时达70余万人。整个陵墓犹如一座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各种稀世珍宝应有尽有。秦始皇生前享用不尽的财富都带进土里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腐烂成泥。而早在秦始皇之前,各诸侯国的国君在丧葬方面也是讲尽排场的,盗他们的墓等于老天要你发“土”财(非洋财也。)。秦始皇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历朝历代的“祖宗”们恨不得把整个皇宫都搬到地底下,——“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大量的财富和人力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古埃及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金字塔造成国力衰竭,最后被异族灭亡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本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可是他却因此亡了国。当西方世界的工业化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时,东方的满清政府正忙着修圆明园呢。修到快要完工时,竟被英法两个强盗一把火给烧了。大火烧了三个月,烧毁了东方文明,也烧毁了满清政府的狂妄与自尊。而同样是东方的日本,却悄然崛起。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和儒家针锋相对,墨家提出了“节葬”的主张,认为“厚葬”、“久丧”会弄得“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不利于发家致富。为了使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也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墨家提出一套薄葬、短丧的办法,简化了殡葬礼仪,维护了日常生产。墨家反对一切不必要的奢侈浪费,又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主张用财必须用了有利,有利于民,反对贵族“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奢侈享乐。

受墨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没有“厚葬”的习俗。日本没有巍峨的金字塔,也没有气势磅礴的始皇陵。早在一千多年前,日本人就开始火葬了。据《续日本书记》记载,公元8世纪初,持统太上天皇和文武天皇亲身垂范,在飞鸟冈举行火化大葬,自此,火葬的风气在日本民间广泛地推开。而中国,除了吃斋念佛的和尚,火葬作为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只在解放后才在民间逐步推行。而火葬,我们知道,总比土葬要节约得多的。

今天的日本人,总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就是“小气”。日本的一些著名的大企业家,连办公室里的一张空白纸都要节省,“小气”起来简直赛过老葛郎台。但奇怪的是日本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大企业家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小气”,并且拿它来教导后生。后生们竟也言听计从,一代比一代“小气”。哪像我们中国,一个卖杂货的个体小老板,一晚上在歌舞厅潇洒一千块不在乎。知识分子也有豪放的传统,“千金散尽还复来”。政府官员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要是突然变得“小气”了,满城的酒楼歌舞厅都得关门。

日本人的“小气”,分析起来,是源自墨家的“节用”主张的。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早已在日本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深根。日本人虽然富甲天下,但能保持千百年流传的勤俭作风不变,确实是一个奇迹。而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哥哥。吃喝嫖赌争先恐后,官商勾结饱中私囊。“劳动致富”几乎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为富不仁”成了金科玉律。奢侈腐化的心理根源是因为钱来得太快,权力的过分集中又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于是千百个石崇从神州大地上涌现出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被这帮小子窃夺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大学读书时,看了一部日本电影,片名叫《日本沉没》。是一部科幻类的灾难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持续不断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侵袭下,日本列岛徐徐沉没了。日本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口表现出了异常的沉着镇静,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尊敬......影片虽是科幻片,但制作精良,特技效果并不输给美国好来坞的大片。影片所表现的内容在中国人看来绝对是杞人忧天,但却集中地反映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被民族优越感的外衣包裹着的强烈的忧患意识。

日本民族的忧患意识来源于墨家的“非命”主张。所谓“非命”,就是否定天命,主张事在人为;这和儒家“乐天知命”的思想恰好是相反的。否定了天命,实质上也就否定了老天爷的庇佑,人类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就显得孤立无援。因此,“非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带来忧患意识。而这种意识,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是很少见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几乎个个都是“乐天派”。唐代诗人白居易还专门给自己取字叫“乐天”,借名字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乐天知命”的好处就是性情豁达,凡事都想得开;坏处就是逆来顺受,缺乏主观能动性。

和“非命”相对应的就是“尚力”。“尚力”就是崇尚人力,既然老天爷拯救不了人类,人类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墨家主张“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墨家自食其力的主张与儒家“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孰优孰劣暂且不论,墨家重视人类自身能力,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却是值得高度赞许的。只有充分重视人类自身能力,才能挖掘人类主观潜能,才能创造“人定胜天”的奇迹。而强调亲身实践的精神,又能使人的认识与实践结合得更紧,避免理论与实际脱离。日本民族今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与其一贯“尚力”有莫大的关系。

墨家“尚力”,儒家则“尚德”。孔圣人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意思是骥(千里马)的价值不在于日行千里的“力”,而在于性情善良听从驱使的 “德”。亚圣孟子则从王道出发,区别了“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否定了前者,肯定了后者。在二位圣人的倡导下,儒家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忽视力量的培养,推崇仁德,轻视勇力、智力,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举一例说,中国封建时代文人和武人长期处于分野与对立,文靠德才,武靠勇力,“文死谏,武死战”,军事统帅常常是文盲,国家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薄弱等等。直到今天,学校的教育中,“德智体美劳”,德仍然放在第一位。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公元645年,也就是中国的唐朝初期,日本国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以中臣镰足为首的一群赴唐留学生,回国后联络皇族势力,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权臣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也众叛亲离,被迫自焚身亡。大贵族苏我氏的统治就此结束了。分析这一事件的实质,就是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次正面交锋。中臣镰足等赴唐留学生把大唐帝国的儒家文化引入日本,与本土的墨家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冲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暂时占据了上锋,日本国由此步入了大化改新的时代。

有关大化改新的内容和意义,历史书上有,我就不重复了。但如果以为儒家思想从此占据了正统地位,像西汉的“独尊儒术”那样,则又是大错特错的。日本国接受的主要是大唐帝国的法律和制度,而儒家思想中只有和墨家相通的地方,才得到了很好的吸收和继承。例如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和墨家有相通之处,所以被借鉴和吸收了;而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以及由此而来的科举制度,则在日本没有多大市场。科举制度曾经试行过一段时间,终因水土不服而取消了。

赴大唐帝国学习的日本人,除了留学生,还有许多僧人。僧人带来的佛教对墨家思想的冲击才是致命的。从表面看,佛教和墨家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普渡众生”;墨家讲“非攻”,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佛教很快就被日本人所接受,在日本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国千年不变的国教。但是,佛教的骨子里却是极其残忍的。佛教将世界的主宰者分为佛和魔,佛和魔是死对头,势不两立。《西游记》中孙悟空杀了几个人,唐僧马上念紧箍咒;孙悟空将魔头活捉,将小妖杀个精光,还一把火烧了洞府,唐僧则满面春风,得意得很。可见佛对人虽客气,对魔则是向来毫不留情,一定要斩尽杀绝而后快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造出“佛”来,又到哪里去找“魔”呢?

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发动侵略战争以前,都要将对手妖魔化。只有将对手妖魔化,士兵们在战场上杀起人来才会不眨眼睛。而在佛教盛行的日本,尤其如此。唐高宗时日本与中国争夺朝鲜,吃了败仗,从此就将中国视为对手。而将中国这个对手妖魔化则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兵在中国会那么残忍了,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压根就不是人,而是妖魔,因此要杀光,抢光,烧光。日本人对中国的“三光”政策从明朝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登峰造极。日本天皇就是唐僧,瞅着自己的弟子这么能干,于是整日笑眯眯的,心里像喝了蜜一般的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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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 還看墨子及其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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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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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仲大军先生现在虽然置身于经济界和企业界,但始终未敢忘怀历史与文化,这不,在他百忙之中,终于整理出了这份讲座内容,大家可以津津有味的看,看看仲先生有什么独到的发现,特别是这些发现对于当代的中国有什么重要性。需要说明的是,仲先生文章在网上一发出,就收到黎鸣先生等几篇呼应文章,一位不署名的先生还传来了一篇批孔文章,其实这并不是仲大军先生的本意,只要不独尊儒术就行了,不一定非要丑化儒学和丑化孔子。中国人总喜欢打倒这个,抬起那个,就是不会搞平衡,不懂得互相尊重。这同样是文化专制的表现。一批孔子就把人家批个半死,象黎鸣先生那样,不也是在搞文化专制主义吗?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悲剧和中国人真正丑陋的一面。]


揭开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整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9月22日下午

提示:中国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被后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近年来国学大倡,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又发生了兴趣,社会出现了读经热、孔子热、读史热。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举双手欢迎。但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作国学。我今天到这里来向大家说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学并不是全部的国学,甚至不能代表国学。

一、儒学并不代表国学

如果让我描述当前中国对历史的研究状况,那么我认为基本上未离开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如果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象过去两千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

这种现象我在几年前就感觉不对劲,譬如北京育灵童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一套《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没有一篇法家和墨家的著作,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两家的思想被远远排斥在外。春秋战国时代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到了后来只剩下儒家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变,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我是儒家人士的后裔,我的祖上仲由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论辈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所以我对儒学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和研究,但我认为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的落伍带来致命的影响。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必须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开拓思想,恢复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复儒家人物的真面目),将我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和恢复起来。

二、管子的文章不美吗?

现在出版的很多中国古代美文不选《管子》和《墨子》的文章,也不选《韩非子》和《荀子》。是管、墨等文章没有文学性吗?让我们亲自读几篇感觉一下。

打开《管子》第一篇文章“牧民”,我们可以看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在这段里告诉人们,凡是拥有土地的国家管理者,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仓库里的粮食多了人们就知道礼貌礼节,衣食富足充裕了人们就懂得羞耻荣辱。君主的行为符合法度,亲戚朋友就可以相安无事;四个维持国家秩序的准则得以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就会变成野草一样可怜。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鬼神,小民就不能感悟;不祭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美和语音美都不错,但中国历代的教育课本并不理会管子,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化读物也忽视管子。这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历史现象。

大家知道,管子是我国历史上春秋早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公元前725--645年),他担任齐国的国相长达40年,拥有丰富的治国经验。正是在他辅佐齐桓公的时期,齐国成为当时霸主,齐桓公得以“九会诸侯,一匡天下”。

管子的思想言论经过记录流传下来,祖祖辈辈影响了齐国文化,并经过历代学者不断地丰富完善,最终形成了规模和声势浩大的齐文化,使齐国发展成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最大集中地。并且,《管子》一书的内容量最大,篇幅最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甚至医药无所不包。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是一部重头著作。当然,《管子》一书并非管子一人之作,它是齐国学者在历时五六百年间的时间里不断补充整理而成的。

自齐威王之后(约公元前350年),中国的文化中心实际上就是齐国的首都临淄。临淄城外的稷下学宫汇集了上千人的各国学者,临淄成了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当然,在这个大学城里,起主宰作用的是管子学说,管子思想象一棵大树之根,生长延伸出了后来的儒、道、墨、法。从战国时期的状况看,齐文化远远大于鲁文化,管学才是当时的显学。

譬如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学影响。管子是最早宣扬“礼义廉耻”的人,齐国是最早讲究礼义廉耻的国家。

《管子》开篇的第二段这样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齐国政治,既讲法治,也讲德治,是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齐文化,到后来让位于以孔子代表的鲁文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管文化受到冷落,使孔文化受到吹捧?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

三、齐文化的精神是民主文化

齐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儒家代表的鲁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起源于周朝的建国之初。大家知道,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个人一个是周朝的国相,一个周武王的弟弟;一个姜姓,一个是姬姓。所以在两个人各自的封地上,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周公儿子到了鲁国之后,便推行周文化,改造当地的殷文化。而姜太公的儿子到了齐地之后,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遵从当地东夷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使齐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顺民意、得民心的特点。《管子》开篇第一章就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早就体现在齐文化里。不仅是顺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别尊重能人和贤人,因为他们先辈的职业就是国相,是靠辅佐国君起家的,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尊重贤人和能人来辅佐国政。因此,在齐国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国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在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太重视血缘关系,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这与周公后裔的鲁国形成了较大的不同。鲁国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权贵之手,自三家分鲁之后,鲁国的政权一直操控在鲁君家族手里。后来鲁国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礼,固守封建特权等级制,维护姬姓家族的天下。这就成了鲁文化的特点。

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和鲍叔牙都不是齐国人,但都跑到齐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这说明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在当时那个种族和种姓家族封建统治时代,齐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开明的民主政治。所以体现在《管子》这部书里,是大量的精英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能被后来的帝王们所容忍,所以,管子一书便被打入冷宫,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显学----管学,从此少有人过问。

四、管子的反专制精神和约束君权思想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两大传统,一种是约束君权的传统,如管子和墨子都是这一传统。另一种是加强君权专制传统,如孔丘、范睢和韩非子。这两种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力量不相上下,但秦汉以后,后者占了上风,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君王高度集权专制的道路。

从此以后,凡是约束君权的思想都被贬到下位,凡是崇君、捧君、拥君的思想都被扬至高位,孔子被捧上了圣位,而管子、老子和墨子都受到冷落。墨家的境地最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管子》一书中有那些是让封建帝王不高兴的话。在《管子》一书里,有多处体现出反对独裁专制、约束君王统治者的思想。如“形势”一篇中有这样的语言:“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的国家,虽然操劳忙碌,也不免动荡不安。独裁专制国家的君主,往往是卑鄙而没有威信的。

在“权修”一篇里,管子再次提到“独王”的危害:“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 这里的意思是,君主搞独裁专制,必然使国家贫穷卑劣,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在反对君主独裁的同时,管子告戒齐桓公:“君不君则臣不臣……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齐国当时的君臣关系,没那么多君道尊严,并不象秦始皇以后那样,君王至高无上,不可约束。国君对大臣都是相当尊重的,齐桓公将管仲称为“仲父”,显示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关系。

正因为管子是一个反对独裁专制、限制君权和约束君主的人,所以,管子到后来受到韩非子猛烈的攻击。在韩非子眼里,管子对君王的大不敬,是帝王霸业最大的危害。这是先秦文化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有限的民主文化,一个高度的极权专制文化。可悲的是中国后来走上了一条高度极权专制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管子的学说怎么能流行呢?管子思想怎么能被人们熟悉呢?

所以,中国真正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后来被历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五、墨子反对封建等级制的精神

今天我们要恢复中国国学的真实轮廓,更不能不了解墨家这一学派的思想内容。墨子学派在战国时阵容强大,声势浩大,由于它诉诸平民百姓,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此墨子门徒甚众。

后来墨子和墨学被冷落的原因是由于这一学派独有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环保精神、节用精神、平民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竟争精神。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热学和显学,在社会中的影响不亚于儒家。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亲士”、“修身”、“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过去的评论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节用、尚贤为其次。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墨子》“尚贤”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学思想应当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

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墨子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尚贤上)”

这段意思是: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hong)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禄厚位尊的大臣们没有不心怀恐惧、兢兢业业地积极工作的,平民百姓没有不争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

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

我说墨子是有民主精神的,但有人不同意,还写文章反驳我。为什么出现这种分歧?主要是那个人可能是拿今天的民主标准去要求古代的民主了。在当时那个时代,让下层人自由地进到上层,国家领导者注意听取下层人的意见,这就是很大的民主了,这比权力由封建贵族家族独揽要好。

墨子主张的是精英政治,尽管精英政治不会有现代民主政治举手投票一类的内容,但在那个时代,精英政治相对于家族政治是一大进步,它最起码是打破了姬氏家族的血缘统治。实现了社会其他成员对政治的参与。所以,人类社会的民主制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没有当年那一小步,就没有今天这一大步。墨子“尚贤”和“尚同”篇里的主要思想是民治思想,就是由有德和有智慧的人民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世袭者来管理国家。

试问,墨家的这些思想能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吗?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与其他诸子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还是别有其他的原因?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可以说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


六、墨子的“选天子”思想不能被封建统治者所容

墨子更不被当权者所容的是他的“选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进了一步,不仅大臣要选择,而且连天子也要民主推选。

“尚同上”篇里这样说:“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虽然墨子书里未说明天子是怎么个选法,但一个“选”字,表现出墨家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反对世袭,反对血缘家族统治。

这种思想与法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看《韩非子》一书就可以知道,法家是千方百计地加强和巩固帝王的权力,而墨家是制约和约束帝王的权力。墨家与儒家也是不同的,儒家把王公贵族等级制视做固定的,不可逾越和改变的,而在墨家眼里,一切权威和权力都可改变,社会是可以变的。平民百姓可以进入上层,王公贵族可以沦为平民。这一切都取决于竞争的结果。

墨子思想是竞争的,社会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竞争来变动的,这是对封建家族等级特权制的巨大挑战,墨家思想在当时是颠覆性,如果不是秦国靠武力统一了六国,墨家思想会得到相当大发展,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

至于墨子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体现在“节用”、“节葬”、“经说”等篇里,墨子对逻辑和科学实验都有大量的研究,但这样一部墨家著作却不被后人重视,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如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七、中国国学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

在国学大倡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怪事,譬如外交部门要在世界各地建立100个孔子学院,各地纷纷上演祭孔大典,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个别学者仍然提倡独尊儒术,甚至试图把儒学奉为“国教”。这些现象都可视为现代封建文化专制的再版。

我决不是反对儒家学派,而是反对这种独尊儒术的做法。我曾经写过为儒家辩护的文章,因为儒家精神里也包括独立的民间精神。儒家的真实面目是它的民间性,而不是政府性。在孔子74岁的一生中,只有三年的时间在政府里工作,其他大多数时间是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汉代以后,儒家被捧上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儒学被极大地官方化了,成了为官方封建统治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古代另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被人为地湮没了。

这不是真正的国学状态,21世纪的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国学面貌。特别是要发掘那些与现代和当代精神最接近的思想。譬如墨家,墨家的很多主张都接近于现代,因此,我们要好好挖掘和继承墨家传统、管学传统和法家传统。

法家文化尽管重视功利,但却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要运用法家精神,在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儒家文化道德仁义的精华,广采博收,全面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这样我们便有丰富的知识宝库和思想宝库,这样我们便不会只知道照搬外国,盲目地学习西方。

最后我要说一句,中国文化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如果现在还不改变两千年来独尊儒术的做法,那么中国文化不能前进,中华民族也不能进步。我们的头脑仍然是偏狭的,我们的心理仍然是小器的,我们的作风仍然是专制的,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特权与等级的,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平等的。

最后,让我们以欣赏一段墨子的语言来结束今天的讲座,看看墨子的文字能不能进入我们学校的教科书,墨子的文字是不是就那么晦涩难懂,墨子的文字语言美不美。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修身篇)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样的一句话:“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这样的文字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的口头语,广泛流传呢?显然是文化和思想封锁的结果。


附读者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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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si87
2007-12-14,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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