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历程

郑杰文



（山东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近现代墨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墨学研究方法的逐步近代化。清儒治墨用书证法，并将这一传统方法发展到顶峰。梁启超始尝试运用西学论著结构形式来阐述墨学义理，但其论述方式仍为传统书证归纳式，呈现出研究方法演变的过渡形态。胡适有机融合中西研究方法以治墨，完成了对墨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改造，建立起国学研究方法的近代化范式。墨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是近代以来国学研究方法巨变的缩影。

关键词：墨学；研究方法；近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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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秦汉以降，墨学沉寂近2000年，至清乾隆年间渐次复兴。自乾隆至今200余年间，产生330余种墨学著作，是其前近2000年间墨学著作的10倍。墨学复兴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表现在研究范围和研究质量上。这330余种墨学著作，不仅仅像其前墨学著作那样只有整理校释和评点，更涉及到墨学史考证、墨学“十论”研究、墨辩逻辑研究、墨家科技研究、墨家军事学研究等方方面面；这些考证和研究，不但勾画了墨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理清了墨家学说的思想内容，更揭开了两千年来无法破解的墨辩逻辑、墨家科技论说的神秘面纱。这种种成就的取得，不但与儒学独尊局面的打破、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入有关，更与墨学研究方法的改进紧密关联，与近现代人立足于传统研究方法而吸收西方研究方法来治墨息息相关。



一、清儒注墨中以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

自孔子解说六经起创立的典籍阐释模式，至汉代分化成“发挥经义”的今文经学研究方法，和“循经求义”的古文经学研究方法。古文经学家这种试图通过诂字训词来探求经典原意的研究方法，魏晋起被学人奉为圭皋，致使群经注疏之学大兴。至宋儒解经，不满足于这种“循经求义”的繁琐、呆板方法，重倡今文经学方法以治经，并逐步发展成“离经说义”的宋学研究方法。宋学研究方法增字解经，望文生说，辄用“叶音”，甚至径改经文，主观随意性太大，使某些解说离经典原意太远。所以，清儒抛弃此法，复用举例为证的汉代古文经学方法并加以发挥，引用众多的古书实例，来证明字义，注释音读，校理错字错简，从而推求经典义理，被称为“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

清儒用“书征求义” 的朴学方法来校理古籍，在经史子集各部的整理中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作为子部重要著作之一的《墨子》，也被毕沅、王念孙、孙诒让等用此“书征求义” 法来整理校注，从而改变了两千年来《墨子》不可释读的局面。

“书征求义法”运用的关键在于广求书证来校勘字句、解说字词、疏释典章，从而推求文义。今以孙诒让《墨子间诂·公孟》所载“昔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之“绛衣博袍”句的清代诸家注释为例[1]（P273），来看清儒对此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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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03-28

作者简介：郑杰文（1951-），山东淄博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毕沅等注释此句，因《太平御览》所引为“褒衣博袍”，故对“绛衣博袍”之“绛”字提出怀疑[1]（P273）。王引之接过着一疑点，连举《集韵》、《汉丹阳太守郭旻碑》、《尚书·洪范》、《礼记·儒行》、《庄子·盗跖》、《荀子·非十二子》及《儒效》、《列子·黄帝》、《淮南子·齐俗训》及《泛论训》中10条书证，来证明“绛”乃“綘”之形误，綘衣即大衣，从而解决了毕沅提出的疑问[1]（P273）。孙诒让作《墨子间诂》，觉得“綘衣”和“博袍”还有问题需解说，又以《周礼·春官·司服》郑玄所注士之衣袂、袪形制，及“大夫以上侈之”之制，来推演楚庄王“綘衣”之制式[1]（P273—274）。至此，“绛衣”之误，綘衣之宽大，及宽大的具体制式，都已圆满解决了。

但王念孙于此句又别作辩解，引《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反袂拭面，涕沾袍”之何休注，以明此句之“袍”字非人们习惯上所指的“长衣”，而是指“衣前襟” [1]（P273）。可是孙诒让反驳此说，因此文下有“以治其国”句，故说此“袍”当指“听治之服”，而非“燕居之服”，不是《广雅·释器》所指的“长襦”；并进一步指出任大椿《列子释文考异》以“汉晋后朝服绛纱袍”来释“綘衣博袍”的错误[1]（P274）。至此，此“袍”字指衣前襟而非谓“长襦”，也得到确认。

由以上引述可见，毕沅表示自己对“绛衣”的怀疑，王引之证明 “绛衣”乃“綘衣”之形误，孙诒让考证“綘衣”之形制、反驳“袍”字指“衣前襟”等，都是运用“书证求义”的朴学方法，即寻求古书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反驳他人论说。阅读《墨子间诂》中所有校注可见，清儒注墨，都基本运用这种旁搜书证以解说、辨证的朴学方法。翻检清儒所注他书，亦基本用此方法。此法虽源于汉代古文经学研究方法，但清儒在运用中搜求的书例更多，并且注意了因一字多义而导致的不同书例的辨析，因而显得比汉儒注经更加缜密，治学态度更加严谨，更加具有实事求是精神。

从逻辑角度讲，清儒注书所用的这种书证方式，基本上属于归纳法。所举书证愈多，愈近于完全归纳，其结论愈可靠；反之，所举书证愈少，愈近于枚举归纳。枚举归纳的可靠程度，在于所举例证代表性广泛与否，它的结论往往是或然的。故清儒注书为文，讲求“例不足十，不足为证”，即追求近于完全归纳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王引之、孙诒让等穷搜书证以注“綘衣”，意即在此。　　

但是，清儒这种近乎完全归纳式的穷搜书证的注书方法，看似结论可靠，却因存在方法论缺陷，其成果也有可疑处。如上举看似结论十分可靠的“绛衣博袍”之校注，所搜求的书证，都是汉儒臆想中的、或自汉后才推行的、盛行于中原风化区的儒家服制的记载。而《墨子·公孟》载墨子言齐桓公“高冠博带”、晋文公“布衣”“羊裘”、楚庄王“綘衣博袍”、越王勾践“剪发文身”而皆使其国大治，是为了证明“行不在服”。其结论是“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1]（P274），已明言上述四君服制不一。而清儒用汉后才盛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统服制，来比证秦汉前楚地君王的特殊服制，与《墨子》所言四君服制不同的本义不合，犯了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错误。　　

王念孙以“袍”指衣前襟，所据为《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孔子闻薪采者获麟后，“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袍，衣前襟也。”[2](P2353)今查“袍”字在现存先秦典籍中使用不多：（1）《尚书》、《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均无“袍”字（见各书之《引得》）。（2）《诗经》中仅一见：《秦风·无衣》“与子同袍”，毛传：“袍，襺也。”[2]（P373）《说文》曰：“以絮曰襺，以缊曰袍。”[3]（P170）是此“袍”指旧絮做的绵长衣。（3）《论语》、《庄子》中“袍”字均仅一见：《论语·子罕》“衣敝缊袍”[2]（P2491），《庄子·让王》“缊袍无表”[4]（P437），此“袍”均指旧絮做的绵长衣。（4）《墨子》中亦仅此一见。（5）《春秋》及“三传”中仅《公羊传》“涕沾袍”一例，而何休却注为“衣前襟”，故后人以“袍”指“衣前襟”为特例，而有改经文为“涕沾衿”者,如唐徐彦《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疏》[2](P2353)。今案何休此种注法，当明古汉语中以整体代局部的修辞手法。泪涕下流，故沾湿所穿袍之前襟。这是词语的特殊用法。王念孙不查词语特用、通用之别，以“特用”注“通用”，故误。

联系20世纪出土楚帛画中人物服饰，参以先秦古籍相关记载，王念孙注“袍”字之误更为了然。若此“綘衣博袍”之“袍”字指“衣前襟”，则此“博袍”当指楚庄王衣前襟肥大。但本世纪出土帛画中男女人物服饰，前襟皆不肥大。1973年5月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楚帛画“人物御龙图”，图中男子侧立，衣袖遮住了前胸至腰际[5]（图版十四）。若其前襟肥大，是不会被袖子遮住的。1949年2月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图”，图中女子双手上举，露出的衣前襟清楚可见，并不肥大[6]（图版１８）。但这两图却无一例外地画出，男女主人公那长长的外衣下摆特别肥大，以致作堆积上卷状。那么从中可看出，外衣长长，上部特瘦，而下摆特肥，是楚地男女服饰之通俗。联系《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的记载[7]（P45），更可见楚服以上身紧瘦为美。又考这种上身紧瘦之服并非仅限于女子，《墨子·兼爱中》曰：“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1](P66)《兼爱下》所载略同 [1](P78) 。是楚地男士亦穿紧瘦上衣。灵王即位上距楚庄王辞世仅50年。而据民俗学家研究，没有外来文化冲击，某文化圈之服饰在短时期内不会有重大突变。那么书载楚灵王好细腰，当谓其特别提倡，从中更可见此俗渊源已久。准此，楚庄王时服饰风俗，当与楚灵王时服饰、当与楚帛画所示相差不多。民风所然，乃上好所致。那么“博袍”当指楚庄王长衣下摆特肥，而王念孙注“博袍”之“袍”为“衣前襟”便是错误的了。

翻检清代《墨子》诸注，大都都采用王引之、孙诒让等人这种穷搜书证以归纳结论的注释方式。翻检其他清代古籍注释，亦可看出此法是清人注书的基本方式。这种书证方式中融涵的扎实考证精神，为后人注书立下了一种可靠范式。但是，由于清儒注书过分单一地使用书证归纳法，而还不知运用其他方法，故亦有让人诟病处。如他们不能用“文化学”的方法，因而忽略了上古地域文化风俗差异，出现了不少类似上述“博袍”注之类的错误；再如他们缺乏历史演变观念，因而忽视了礼制、服制的朝代变化，出现了不少类似上述以后世服制注前人服饰之类的错误；并且他们所举例证都是书本例子，即前人关于古书或社会现象的“解释”，而不是事物本原，不是社会生活实例。这些，都成为中国传统注释学，乃至整个传统学术方法的通病。所以，传统学术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二、梁启超治墨时对西学方法的尝试

　　学术方法的发展和变革，有待于时代文化的巨变，有待于学术新人的出现。站在时代前列的学者，往往能感受时代主潮，“预流”学术方向，采取新的学术方法，因而取得超越前贤的成果。梁启超治墨，就是此例。

鸦片战争后，在引进西方科技的同时，西方思想涌入，西学方法也渐次介绍到中国来。晚清学者注墨，已注意利用西方科技成果来比照墨学内容，如邹伯奇《墨子经说》、陈澧《东塾读书记》中的《墨子读书记》、杨保彝《墨子经说校注》，特别是张惠言的《墨子经说解》，皆能程度不同地借用西方引入的光学、力学、数学知识来注墨。但这种改变却仅是用西方科技知识部分地代替了传统的书证内容而已，所用仍是书证注墨方式，没有方法论的突破，更没有析论式的墨学义理研究论著。

梁启超则不然。他能渐次学用西学方法来注墨、研墨，使墨学研究方法开始向近代化转变。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可以分为前后两期。1904年，他于《新民丛报》上相继发表了《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后被坊间汇刻为《墨学微》。这是前期。1920年梁启超游欧归国至1922年，他相继写成并出版了《墨子学案》与《墨经校释》。这是后期。

　　梁启超所用的治墨方法也分前后两期。前期所用，主要是西学论著结构下的传统书证方式。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子墨子学说》中[8]。

《子墨子学说》前有《叙论》考述墨子活动年代及其社会特点和学术背景，以下分六章依次梳理了《墨子》所包含的宗教思想、实利主义、兼爱主义、政术、实践精神和学说影响、墨学传授系统。每章下再分节论述。这种结构方式，无疑是西方论著方式。

该书每章的章目名称，也多借西方词语。如讲墨家之“天志”、“明鬼”、“非命”诸说，章目却取“墨子之宗教思想”[8]（P4）；如讲墨家“交相利”学说，章名却取“墨子之实利主义” [8]（P18）；如发挥墨家“尚同”学说，章名却取“墨子之政术” [8]（P37）；等等。节名亦如此，如《墨子之兼爱主义》下，分《中西宗教家哲学家爱说之比较》、《墨子兼爱说之梗概》、《墨子兼爱说之批评》三节[8]（P29—34），节名多用西方语词。

　　另外，各章节论述中，也有借用西学方法者。如第一章第一节中，仿日本高濑武次郎《杨墨哲学》，将中国古籍中所论之“天”，综合分析为“有象”“无象”之天；“无象”之天又析为“有灵”“无灵”之天；“无灵”之天又析为“运数因缘”的“命”天，与“原则理性”的“理法”天[8]（P4—5）。这样的分析论说，中国古代也有过，但没有如此细密，没有这么多的层次，没用这种列图表现方式。这实际上是借用了西学方法中的析论方式，因而显得层次分明且逻辑严密。

　　梁启超还取用了西方的比较论析方法。如第三章第一节中，将印度“外道”的爱灵魂不爱躯体、希腊阿里士帖菩（Ａristippus)和伊壁鸠鲁（Epicurus）及中国杨朱的绝对自爱而不顾他人、儒家的亲亲尊尊等差之爱、墨子及耶稣的无等差之兼爱、佛家的普爱众生，逐一列出以作比较[8]（P30—31）。这实际上是仿效西学论著中的比较方法。

　　可是，细读《子墨子学说》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类新的论述方法的使用，在书中还少而又少。大量使用的，仍是清儒排比书证的论说方式。大部分章节下（第四、五、六章不分节），都是先提出一论点，接着排列《墨子》书中相关原文，然后略加综说。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家“循经求义”的注经方法，和今文经学家“发挥经义”的解经方式的引申。

　　梁启超这种在西学结构形式下、基本套用古今文经学方法以为主要论述方式的前期治墨方法，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梁启超自幼受传统私塾教育，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5岁入广州大书院学海书堂钻研汉学，从事考据，受到古文经学方法的系统训练；18岁经陈千秋介绍结识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遂入广州万木草堂研习今文经学、心学及西学，在帮助康有为撰写《孔子改制考》等书时，学得今文经学的精要；其后参与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亡命日本，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以介绍西方思想学说及学术方法。因此，他能在此期治墨中并用中西学术方法，兼用古、今文经学方法。

　　在梁启超研究《墨子》，写作《子墨子学说》的1904年，虽然西方科技成果和思想学说已被大量介绍到东方来，但学术研究方法的系统传入，却是十数年后的事情。所以，这时的梁启超只能从传入的西文著述中，自己感悟一些新的学术方法，而运用到自己的治学中。无庸讳言，梁启超这时学到的，只是西方学术方法的皮毛。当然，这时的西方学术方法，也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有些方法并不完善，有些方法还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所以，梁启超前期的治墨方法，只能是在西学方法外表下，对传统古今文经学方法的发展运用。

梁启超治墨后期，其学术方法有了大的改观。这从他的《墨子学案》中可以清楚看出。写于1921年的《墨子学案》[9]，虽仍用西学结构方式分章论述，但每章的论析，却不再像《子墨子学说》那样主要排比书证，而是用论析方法来架构文章。所引书证，不但形式上变短、夹于论析语言中，且在内容结构上，都成为所论观点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研究方法上，《墨子学案》除像《子墨子学说》那样运用解析法、比较法外，还能结合墨学所处的社会文化现状，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分析墨家学说的生成与时代思想文化的关系。如第一章中的《墨子的环境及其学说渊源》，从制度变革、社会风气、动乱现状、贵族奢侈、墨翟位卑、对孔子老子学说的反动等方面，去分析墨家各种学说主张产生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9]（P4—19）。

　　从逻辑角度看，梁启超前期治墨，多用传统的归纳法，如《子墨子学说》中关于墨家思想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先举出书证，然后归纳作结；其第六章《墨学之传授》，亦先排比《墨子》书中相关言行，来归纳墨子弟子表谱，然后搜集先秦书证，考察墨子后学[8]（P48—53）。但其中亦间或有演绎推理，如《墨学之传授》考证宋钘尹文一派为墨家流派，举《庄子·天下》、《孟子》、《韩非子·显学》所载其派禁攻寝兵之说而论定[8]（P52—53）。这是先基于“非攻为墨家独家学说”这一大前提而作的推理，是演绎推理。不过，这类推理方式在《子墨子学说》中运用较少。而到了梁启超后期墨学著作，如《墨子学案》中，演绎推理比例明显增加。如第二章《墨学之基本观念——兼爱》中，关于“别君”“别士”的证明，关于兼爱社会的论定，关于非攻的区别等[9]（P23—35），都用演绎推理方式或其变式来论证。

　　更为可贵的是，梁启超治墨后期所作的整理著作《墨经校释》[10]，能够做到在传统书证方式基础上，古、今文方法兼用，中西方法皆取。如其释《经上》“故，所得而后成也”及相应《经说》文字，先曰“《说文》‘故，使为之也’”，这是传统书证式；其下曰“加热能使水蒸为汽，加冷能使水凝为冰。汽，得热而成；冰，得冷而成也。故曰：‘故，所得而后成也。’”这虽也是以例证法注书，但例子已不是传统的书证，而是饱含了科学原理的生活实例。其后综释《经》、《经说》文曰：“此条论因果律，实论理学上最重要之问题也。‘故’为事物所以然之故，即事物之原因。原因分两种：总原因，谓之‘大故’；分原因，谓之‘小故’。”以下又举眼能看见物体的五个条件（即原因）来解释“大故”“小故”的区别和逻辑含义，最后说：“佛典《唯识》、《俱舍》诸论，皆言眼识待八缘而生。可知‘见之成见’，其故实繁。”[10]（P2—3）这段注释，从形式上看，是今文经学家解经的章句法；其举佛典为证，又似古文经学家的书证法；以佛典《唯识》、《俱舍》与《墨经》之论比照，是比较法；以生活中通常的能否“看见”之条件为例，来证“大故”“小故”之别，这是西方实证方式；而其中对能否“见”之五种条件的分析，又似西方解析法。翻检《墨经校释》可见，这种古今文法兼用、中西方法皆取的注书方式，已成为该书的基本注释方法。它代表了梁启超后期治墨方法的重要变化——他已能较熟练地融合中西学术方法来研究墨学。

总观梁启超的治墨方法，有一个从生硬套用西方形式到熟练融合中西方法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清末进步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学术方法的艰难历程的缩影，具有可贵的时代意义。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以科技知识最早，科学理论次之，社会学说又次之，包括学术方法在内的思想方法论的输入为最后。引发中国文史研究方法大为改观者，论者咸推1919年2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①，它使中国学术研究突破经学的藩篱而步入近代化时代。而梁启超却能在那个日新月异的文化转折时代，先于胡著15年，在《子墨子学说》中尝试运用西学研究方法，开创墨学义理研究新门径，这实属可贵！梁启超并能在胡著面世而使义理研究著述中的近代方法确立，但注释整理著述中传统方法依旧故我的形势下，在《墨经校释》中探索出古今文法兼用、中西方法皆取的注书新途径，成为注释学的新范式。这种开学术风气之先的做法，在中国学术方法发展史上应予特别重视。



　　　　　　　　　　三、胡适的中西相融治墨方法

　胡适是完成传统传统学术方法向近代化学术方法转变，建构中国近代化学术方法框架的时代学术巨匠。他于1915年9月至1917年4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名学史》中，用西方析论方式，对先秦诸子的逻辑方法作了分析论述。1917年至1918年，又在此基础上，结合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讲课程，加工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如果说，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还为了答辩需要，有意识地多用导师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话，那么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则能挥洒自如地融汇中西学术方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创立了中国近代学术方法的新范式。这种新范式包含的主要方法有三，即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方法，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这三种方法，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都有成功的运用。今以其中的墨学研究为例，来看这三种方法。

　　胡适遵从杜威实验主义规范，从事学术研究时首重材料考辨。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强调，研究哲学史的“根本工夫，叫做述学”，即研究材料的考辨和整理。他把研究材料分为“原料”（各哲学家的著作）和“副料”（有关哲学家及其著述的其他材料）。两者在使用前都须考辨真伪。考辨方法有五种：史事真伪法、文词特点法、文体特点法、思想鉴别法、旁证法。审定后的材料须经校勘、训诂、贯通（即会通材料内容，理解思想脉络）的三步功夫。至此“述学”完成，才进入明变、求因、评判的系统研究阶段[11]（P 14—29）。

　　胡适的文史研究都遵循这些方法和步骤。他治墨先从考证墨翟与今本《墨子》的关系入手。考定墨翟生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90年间，当孔子50岁至60岁时；死在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16年间[11]（P 101—103）；从而为以下的明变、求因、评判等研究提供时间坐标。胡适第一次把今本《墨子》53篇分为五部分，指明哪些部分是研究墨翟等前期“宗教墨家”的“原料”，哪些是研究后期“科学墨家”的“原料”，哪些材料不可靠[11]（P106—107），从而为其下对墨家学说的析论奠定坚实的材料基础。非唯立论，胡适的驳论亦往往从驳对方使用的材料入手。如其驳孙诒让所考墨翟年代之误，首先指出孙氏依据的原始材料——《墨子》中的《亲士》、《鲁问》、《非乐上》“都是靠不住的书” [11]（P 102），来一个釜底抽薪，使人不得不信服。

胡适这种首重研究材料考辨的实证精神，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而他的考辨方法，又是对中国古代传统辨伪方法的继承。胡适材料考辨五法中的“史事真伪法”和“文词特点法”，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古籍辨伪时已先用之[12]（P66）；其五法中的“思想鉴别法”，东汉马融辨《尚书》中《秦誓》之伪时已先用过（ 见孔颖达 《尚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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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１９４８年。又见王法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中国现代学术》，《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

义》卷十一引马融《书序》）[2]（P179—183）；五法之“旁证法”中胡适特别强调的“引文观察法”，马融辨《秦誓》时也曾用过（同上）；五法中的“文体特点法”，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辨所传李陵、班婕妤五言诗之伪时既已用过[13]（P66）。胡适自4岁入塾，19岁出国，其间15年对国学系统学习和钻研，因而能驾轻就熟地运用传统的辨伪方法，在实验主义实证精神指导下，创造出中国文史研究近代方法中的材料考辨方法。

　　将材料考辨证实、贯通理解后，便进入明变、求因和评判的系统研究阶段。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称：“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判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批判’。”[11]（P29）

胡适对墨学的“明变”，是从儒墨学说比较入手的。胡适在“述学”时已考出墨翟生在孔子60岁前，又与孔子同为鲁人，所以他信从《淮南子·要略》说，谓墨翟先学儒业，后因儒家尚“文”，礼烦，厚葬，久服，重乐，信命，不利于上治下事，故改从夏之“质”，与儒家针锋相对地提倡节葬、节用、非乐、非命；又针对儒家不言鬼神而倡明鬼、崇天志，而成为“宗教的墨学” [11]（P101—106）。胡适又分析，墨翟倡导的这些学说，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为了民众的实利，所以他提倡检验学说的“三表法”，即看其是否上合古圣王成功经验，中合国家治理实践，下合百姓民人之利[11]（P112—116）。这种以经验和应用为基准的思想方法，导致了墨家后学在“宗教的墨学”之外，又产生出总结论辩逻辑、研究科技知识的“科学的墨学”，即“别墨”一派。“别墨”是后期墨家，他们的许多论辩命题都与惠施、公孙龙的辩题相联系[11]（P127—156）。胡适在这样阐明墨家学说产生、发展、变化、影响，在做“史”的线性研究，即在“明变”的同时，又将“求因”贯穿其中，做逻辑的横向研究，分析墨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儒家学说的反动，分析后期墨家科学论说的出现在于对墨子“三表法”之求实精神的继承等。这样，胡适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对墨家和墨家学说作了纵横两方面的论述和分析。并在论述和分析中使用了比较法（如儒家对立观点的比较）、考证法（如墨子年代考）、解析法（如对“三表法”的分析）、表谱法（如对墨辩逻辑辩式的解说）等[11]（P101—145），在为后世树立研究方法范式的同时，也树立起著作论述方法范式。

　　这就是胡适“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

　　胡适不把墨家学说当作一种孤立的学术现象，而是把它置于先秦诸子学说发展中作历史系统的研究。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以先秦诸子的哲学方法为主要研究对象①，依次研究老子的无名论、孔子的正名论、墨子的论辩逻辑、庄子的思辨逻辑和荀子的名辩逻辑，并试图寻绎名辩逻辑、论辩逻辑、思辨逻辑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线索，勾画墨学方法在整个先秦哲学方法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又谓“别墨”于孔子“有名”与老子、杨朱“无名”之间，别寻出一种“执中”的名学，以研究名与实在名学上的作用，对先秦名辩逻辑作出了贡献；谓“别墨”创立了效、辟、侔、援、推等种种逻辑推理方法，奠定了论辩逻辑基础；谓墨家名学论“法”的观念，上承儒家“象”的观念、下开法家“法”的观念；谓墨子的实用主义和三表法，经后期墨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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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在《先秦名学史·导论》中说：“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基于这种认识，他的《先秦名学史》和在此基础上改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都以研究先秦诸子哲学方法为主。

展，深深影响了以后诸子各派等 [11]（P127—156）。这些论说，试图在梳理先秦哲学方法诸命题的发展递变中，凸现墨学的作用。

这是胡适哲学史研究中的“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

在胡适所创立的实验求证的材料考辨方法、明变求因的解析研究方法、发展流变的历史系统方法中，体现着中西学术相融的文化精神。西方实验主义哲学方法重实验、重科学论断的坚实材料基础，这给胡适的学术研究以方法论指导；而清儒所承汉学重书证的解释、考证方法，以及古籍辨伪等整理古籍、研究学术的传统方法，给胡适学术研究以方法论的借鉴。西方实验主义哲学重实验过程、认为某历史阶段的每一结论都是学术发展中的暂时假设的观念，启迪胡适学术研究中明变求因、发展流变学术方法的创立。深厚的国学根柢、系统的实验主义学说的训练、研究中首重哲学方法的考察等等，这诸多条件的兼备，使胡适能够创造出中西相融的学术研究方法模式。